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错的离谱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它的转型。这里边讨论最多的问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消费等等，还有产业政策。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受两种理论模式主导。这两种理论模式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第一种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就是一个函数：GDP来自三方面的因素，资本、劳动、技术。如果我们算一个增长率的话，增长率是等于技术进步率或者叫做全要素增长率，再加上劳动增长率，根据它们每一项，都由GDP的弹性而定。这个理论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增长机制。
比如说资本积累，谁来进行资本积累？没有。尽管现在我们讲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像新古典理论一样当作一种外生的，而是当做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但是仍然没有解释这个技术进步是怎么带来的，这个理论也没有任何结构问题，谈的也是一个总量的增长，而不涉及到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按这个理论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些政策的诉求，比如说第一个诉求是资本积累是最重要，一个国家要增长，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的投资。
第二，这个投资可能需要政府来做，特别是在落后国家，更需要政府来替代企业家进行投资。从五十年代开始，这可以说是好多计划经济国家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甚至在今天，在我们国家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早是为了应对经济波动的，可以说是一个短期的宏观政策。现在在我们中国，甚至说在全世界，变成了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或者是长期的经济学。像我们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或者现在的十三五规划，基本思想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关的。投资有什么变化，消费怎么变化，出口怎么变化，这就变成了一个三驾马车。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呢？增长就是怎么推动总需求的增长，要不就是投资，要不就是消费，要不就是出口。中国原来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如果经济要转型的话，就是从投资拉动、出口拉动，转向为消费拉动，就是要我们怎么刺激消费的问题。
这个理论我曾多次讲过，它错的离谱。但仍然是我们制订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为什么错的离谱，因为它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按照新古典理论投资是为什么？是为了未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我们把我们收入的一部分不用于今天的消费，而用于投资。这样未来我们有更高的收入。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所以任何投资都可以增加总需求，所以大家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浪费型投资这么多。再比如说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消费已经是手段了。我们为什么要刺激消费，要不然达不到8%的增长速度。还有贸易的问题，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才是正的。所以你可以查一下中国三驾马车的贡献。如果这个国家出口一亿，进口九千万，算一下是正的。如果出口一万亿，但是进口一万零一亿，那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所以在危机的时候好多国家限制进口，想办法推动出口，这是一厢情愿的事。
这个理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假定经济是由一个单一产品组成的，这个产品就叫GDP。所以可以任意加，比如说50的投资加上80的消费，就是130。如果投资从50变成30了，那我们消费能增加，完全就是一样的。因为只有一个总量，只有一个产品。
学过经济学都知道基本的收支流是这样的，从家庭、企业，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当然你可以加入一个政府。这些理论都有非常大的误导。我们基于这样的理论制订政策，其实从长远来看它的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来理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增长，甚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增长？我有一个看法，任何一个经济发展理论它必须是一个研究企业家如何创造和创新的理论。
亚当斯密—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型
几年前我就总结了一个，我叫它亚当斯密—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型。和我刚才讲的新古典模型很不一样。简单来说，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的发展源泉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个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就是不断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每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而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分工，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创新就越多，新的产品也就越多。而分工受制于市场，特别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创新越多，然后经济就越发展。
而经济发展之后，我们有了新的财富，这些财富本身增加了市场的规模，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就是这样不断的来进步。亚当斯密本人他没有能够研究推动这个链条运动的人的因素，我加进去了，就是企业家。这也是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里面提出的观点。无论是技术分工还是市场都是靠企业家，企业家精神。
市场本身不是自然的存在的，市场是需要企业家开发的，没有企业家的时候是没有市场的。大家都用微信，没有马化腾就没有微信。我们用苹果的好多产品，没有乔布斯，没有企业家精神，那些东西也都没有。也就是说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开发的。
那分工，其实我们看企业家每一个创新，就是创造一个新的分工。比尔盖茨就是最典型的，他创造了一个软件产业。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每一个新的企业家，最伟大的企业家，他们都是创造新的产业的企业家。也就是延长了分工链条。熊彼特研究的企业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创新。
新的财富怎么变成市场？也是靠企业家。我们现在说的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就是企业家并没有把这个财富变成新的市场，不是说我们人类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而是没有这些企业家创造出新的市场。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市场上看都是以前的东西，那大家就不愿意买了，这样就导致了经济短期内出现停滞。
在这样一个发现市场、创造分工、技术创新、甚至新的财富变成市场的过程当中，企业家也会犯错误。但是我们总发现有那么一些企业家，他比别人的判断力更强。这样的话我们看经济，即使是在市场保护情况下，停滞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又出现了，带来一个新增长的高潮。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市场上70%到80%的企业家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20%到30%的企业家他们判断错了，所以他们破产了。但是有时候出现一个问题，甚至100%的企业家都发现判断错了，出问题了，产品卖不出去，没有利润，破产了。这就是经济危机。
所谓经济危机从这个意义上就是大部分企业家发现自己的决策都错了。只有少数企业家判断错了，就不能是经济危机。为什么人类当中最聪明的这些人都错了呢？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给的一个解释，他们受到了货币政策的误导。政府用货币政策，特别是低利率来刺激经济的时候，使得企业家接收的决策信号发生了偏差。本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但是利率很低的时候，企业家就会判断，我们要增加更多的投资，那结果最后就导致了危机。
钱多一定导致钱少
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其实要回到哈耶克三角。这个三角跟我刚才讲的凯恩斯主义依赖的GDP不一样，它是一个结构的问题。生产是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每一个环节都是企业家。企业家创造的是不断延长的生产链条，这就是我们分工的含义。原来我们做一个产品一个人就行了，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产品，包括手机，可能是全世界的人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他做的，尽管这个牌子可能是三星。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一个环节上企业家都在动脑子。但如果政府给一个错误的信号，我们应该延长这个生产链条，出现了大量的投资，这个大量投资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最后发现这个投资没有经济价值，这时候再要扭转的话已经没法了，就出现了危机。所以我们经常说，钱太少了。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为什么钱少？是钱太多的原因，钱多一定导致钱少。如果你去调查一下的话，企业家会告诉你，这个现象很常见。温州很缺钱，2008年的时候他们每个银行都找企业贷款，结果资金沉淀在了那些本来没有任何潜在价值的项目上，所以最后也就不可能去还贷。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宏观问题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问题，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货币在奥地利学派不是中性的，是非中性的。因为货币随手你拿到，就会影响投资结构，就会影响分配结构。可能过了若干年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扭曲了生产、分配和消费。中国政府2009年拿出那么多钱的时候，钱都流到国有企业手里边了，所以就导致整个结构的扭曲。
我没有时间进一步讲市场的调整过程。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是一个过程，任何的调整都需要时间，无论是创新还是新分工的形成。出现危机之后，同样也需要调整的过程。这个调整的过程主体就是企业家，大部分企业家犯错，当他们认识到错误的时候有些人一定会倒霉，有些人活下来，有些人活不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新的企业家，经济会走向一个新的增长。
人类发展全靠企业家精神
为什么创新这么难？这要牵扯到一个概念，我们叫不确定性。一般我们经济学缺乏分析，而且经常把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同起来。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在1912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主任，他就写了一本书，严格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他认为风险可以量化，而不确定性是不能量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企业家的想法得不到大家的认同。
大数据没有帮助创造比尔盖茨和马化腾。企业家面临的是另一种问题，企业家的决策不是靠数据可以分析得出来的，过去不能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我们想象一下，今天我们消费的产品，或者我们认识的主导产业，20年前谁能知道？30年前谁预知到？没有人。同样，未来20年、30年究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我看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就算他预测到，我们也不会相信，只有通过他打拼，他成功了，我们才知道。
由于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和对一个想法的判断的难度这么大，所以我们需要企业家。如果企业家做的事是大部分能看到的，如果企业家是可以靠统计的数据或者过去的经验推出来的，我们就不需要企业家，我们只需要政府就可以了。但遗憾的是现实不是这样的。
这就要求企业家有一种特殊的素质。我在3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企业家问题。我总觉得他们是一类与众不同的、人类当中少有的一部分人，甚至说我们人类的整个发展全是企业家精神造成的。包括十万年前人们走出非洲的时候，最初走出非洲的人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包括中国往海外移民的时候，也是企业家精神。所以这一类人对人类真的太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感悟，对未来的判断力，是我们常人不具有的。
能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
如果我讲得这些对的话，我们研究增长，研究转型最核心的就是能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作用。如果你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的发挥作用，你制订的任何政策，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政策。怎么样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呢？其实就是四个字。首先就是自由，自由是创造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当然想象首先必须自由。另外就是法治，就是这个社会制度本身是有规则的。如果这个社会的规则过分的乱，任意的由当局者去操纵的话，那企业家精神就不会真正发挥出来。
有了自由和法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企业的制度环境就比较稳定，他对未来有一个预期。成功与否就取决于自己了。这个时候好多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就会跃跃欲试。这像经济学家强调特别多的，就是私有产权的保护。200年前亚当斯密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我认为他这个判断是对的。
我们一定要走出理论误区
最后总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走出理论误区，我们要告别新古典增长理论，告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我们要拥抱我刚才总结的亚当斯密-熊彼特和奥地利学派。中国的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废除政府的审批制度，真正的解放企业家精神。我们建立宪政和法治，真正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边，让企业家有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为过去十多年里面蒙受冤假错案的企业家真正的平反，因为只有那样做，才能给企业家带来真正的信心。我们也应该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让企业家自己做判断，让企业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