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印象
古彭万俟轩
一、走进小岗村
8月1日上午，我应好友吕、刘二君之邀，同去安徽凤阳小岗村一游。这些年来关于小岗村的闲言碎语甚多，而且多是负面的。为避免先入为主，走前我们就郑重约好，此次去小岗，只带眼睛和耳朵听听看看，尽量少说或不说。必须说话时，也不发表带有主观倾向性的意见，不主动触碰提问敏感的话题。
上午11时，我们驱车来到小岗村。天气非常热，气温高达36摄氏度。由于此前看过甚多报道和影视节目，小岗村在我们心里并不陌生。距离还很远，那刻有费孝通题词的“凤阳县小岗村”牌坊，就映入我们的眼帘。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非常热闹、非常繁华，因为它毕竟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名气大得很。但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小岗村，却出奇般的冷清和宁静。也许是天气太热的缘故，村子中间的东西大街上空旷异常，几乎看不到一个行人。
狭义上的小岗村只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村，大包干前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即使现在也不过四五十户。村子中间是一条数百米的东西街道，院落和房屋成线状坐落街道两侧。街道西端房屋建筑比较紧凑，越朝东越稀疏。最西端的牌坊下面立有一块一人多高的街道修建碑，上面刻着修建时间，还刻着道路修建的出资单位——江苏省张家港市某某村。街道一律水泥路面，由于车辆行人稀少，显得很宽敞。街道两旁栽着玉兰树，但成活率不高，特别是街道东端，稀稀拉拉没剩下几棵。尽管村子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仅设有派出所、合作社基金会等办事机构，还有银行、保险、电信、农技等服务部门。如果不是这些单位和机构排列在街道两侧，整个村子就更小了。
沈浩同志先进事迹纪念馆坐落在村子外面，位于街道西端的牌坊北侧。我们赶到时，纪念馆还没开门。村委会位于牌坊后面的街道北侧，门口挂着很多大牌子。大包干纪念馆坐落村子最东头，也没有开门。只有“当年农家”的门是开着的。
“当年农家”位于村子中间偏东地段。所谓的“当年农家”，就是几间土墙草房和一圈篱笆墙。草房一共六间，组成一个小小的院落。另外还有一个老式茅房（厕所）和几棵树，其余别无他物。“当年农家”的外面高悬一块很大的宣传牌，上面是胡锦涛来小岗村与村民交谈的画面。我们本来想到“当年农家”里面看看，却发现进门需要支付20元参观费。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就要收20元费用，同行的吕、刘二君都说不值。他们不愿进，我也只好作罢。吕君开玩笑说：“到底是改革开放第一村，满脑子都是钱！”
二、走访严俊昌
因为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同志先进事迹纪念馆都没开门，我们想找一找当地的老百姓随便聊聊。找谁呢？吕君、刘君都说还是找严俊昌比较合适。因为他是当年“按指印”时的小岗村生产队长，后来还担任过该村党支部书记。我们在村东首的一家商店里，向开店妇女打听严俊昌住址。沿着她的指点，我们很快来到严俊昌家。严俊昌住在村子中间偏西位置，位于街道北侧，与派出所斜对过。
严俊昌的家非常宽敞，前面沿街是三间平房，一明两暗。后面是两层楼房，中间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刚一搭话，我们就发现严俊昌是个经过大世面的人，言谈举止不像一个农民，倒像一个历经风霜的退休老干部。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脸色红润，气色很好。说话声音洪亮，没有任何拘谨。当我们说明来意，他马上就把我们让进后楼客厅，还拿出他们自己生产的葡萄招待我们。
严俊昌介绍说，大包干之前他就是生产队长，后来曾经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他今年71岁，已经退休多年，如今赋闲在家。他有6个儿子，大多已分开单过，只有最小的儿子与他住在一起。他自豪地告诉我们，小岗村按手印签订“生死文书”的18户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功臣。因为有功，现在都按月拿工资。他和当时的副队长严宏昌每人每月1800元，其余的按手印人员每人每月800元。除他们拿工资外，老伴也发工资，每月1000元。严俊昌解释说，他们当时按手指印签订“生死文书”，是冒着杀头危险的。如果没有老伴在后面支持，他们也不敢干。所以，他们按手印是功臣，不按手印的老伴同样是功臣。就因此这个理由，上级就统一给他们的老伴每人每月发1000元工资。这些钱谁来出？严俊昌说，这些钱都是企业赞助的。
谈到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平等问题，严俊昌毫不避讳。他说，现在的贪污腐败非常严重，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老百姓只想发财，根本不关心政治，原因是什么？就是只抓经济不抓政治造成的！他还一字一句地说，现在整个国家贪污腐败成风，社会道德滑坡，再这样下去国家很危险。他告诉我们，他们县的交通局长因为经济问题被双规，据说收受贿赂的数额非常大。其中他们村西那条横跨京沪铁路干线的公路，修建时每公里收受贿赂40万（元）。
关于土地流转，他的看法非常直截了当。他说，外地老板来他们小岗村承包土地，根本不是搞什么企业搞什么发展，他们的目的就是“套”钱，把国家的钱套到手，土地就搁在那儿不管了，结果造成连片的土地抛荒。他还不满地说，这些土地在流转过程中，资金去向并不透明，农民只见到很少一部分钱，其他的钱也不知道弄什么地方去了。
吕君忘了来时的约定，这时突然插话：“严书记，你说到底是大包干私有制好还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好呢？”严俊昌回答的非常干脆：当然还是大包干好。过去大家在集体里都没有积极性，出工大呼隆，干活磨洋工，大家一直都很穷。大包干后，地是自己的，也都舍得下本钱了。再说，大包干后大家都很自由，想干啥干啥，谁也管不着。
刘君问他上级是不是给他们村拨了很多钱。严俊昌承认，上级拨款的确不少，但并没有真正用在他们身上。现在上级都喜欢搞花架子，搞形象工程，老百姓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如果把上级拨的钱都用在老百姓身上，或者直接发给他们，小岗村的农民早就富得流油了。他还说，最近上级又想把沿街门面全部扒掉，改成挑檐式的。很多农户不同意，村里正挨家挨户做工作。大家不同意的原因是，本来盖得好好的，现在却要扒掉，还要朝后退2米，大家觉得不划算，想不通。
我们很羡慕他家崭新的楼房和宽敞的院落。严俊昌说，现在小岗村的房屋建筑都是统一格局，沿街是平房，后面是楼房，中间是院落。这些房子都是前些年按规划标准统一建的，盖房时每户补贴2万元。当时规定，谁建就补给谁，不建一分钱也不给。既然上级有钱补，不建白不建，所以大家都建了。
当谈到沈浩时，严俊昌说，他为小岗村办了不少事。但电视剧里的很多内容都是瞎编的，根本没有那些事。沈浩死前已经接到回合肥的调令，有些包工头为了在他回城前索要拖欠的工钱，就请他喝酒。有时一天两场，中午喝了晚上再接着喝。他是喝酒喝死的！
关于按有18个手印的“生死文书”，他说第一次按的那份“生死文书”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大家看到“生死文书”是后来补的。还有按指印用的信纸，当时根本没有这种纸。一开始的宣传都说这份“生死文书”是真的，哄了很多人。但香港记者不好哄，人家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当面质问怎么回事。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第一个漏洞，先前宣传都是18户，怎么会变成21个红指印呢？因为上面鼓吹，说这些按指模的人是“大功臣”，将来有好处，所以就有人想挤进来充数。第二个漏洞，人家都是一人签一次名、盖一次章或按一次指印，严宏昌却一人签两次名，盖了两次印章。第三个漏洞，有好几个指印是别人代按的，仔细一看就能看出来造假。我问他原来真有18个手印的“生死文书”吗？他说，当然有了，但没能保存下来。
我们在他家停留了一个多小时。临离开时，我们希望与他合影，他没同意。
临出门上车时，同行的刘君问他去过南街村和华西村没有？他说去过，但他有点不以为然，而且有点反感，他神秘地对我们摆摆手：你们还不知道？南街村的那几个人已经逮了呀！
三、普通小岗人
从严俊昌家出来，已接近下午一点。我们决定先吃饭，然后再找人聊。小岗村东西街道两侧绝大多数是门面，有商店、有超市，还有还几家饭店，但没有多少人光顾。我们走进路南一家“家常饭庄”。饭店里没有其他顾客，只有一条狗卧在门后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老板姓严，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告诉我们，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他原来也是在外打工的，去年回家开了这个饭店。平时没有生意，只有来人参观，饭店才能挣到一些钱。现在天热人少，等到天凉快时人就开始多了。年轻的老板一边说话一边配菜，他老婆在厨房里负责烹调。老板娘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再加上菜也不新鲜，鱼烧的腥味很重，菜也炒的很难吃。我只喝了一瓶啤酒，吃了半碗米饭，几乎没吃菜。饭后结账，价格不菲，好像比城市还贵。对此我们也很谅解，他们平时没有生意，好不容易逮到一伙顾客，怎会轻易放过我们呢？
吃饭前，我从院子后门出去方便，发现院落南面都是很大的空闲地，除了种植为数不多的几棵南瓜、向日葵之外，全是一人多深的荒草。吃饭过程中，我和老板聊了一些关于农业的话题。我问到他院子后面的荒地，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们这里地多，每人合到四五亩。我问他们生活如何，他说还可以，在家的可以开店挣些外地人的钱，没有事干的就出外打工。他承认现在很少有人重视种地打粮食了，够吃的就行。种庄稼不划算，也弄不到多少钱，还是出外打工合算。不少人希望土地流转，先把钱攥到手再说，谁管你土地流转出去做什么用？
我问到领工资的问题。他说只有那些老年人有，也就是当年按手指印的人。我说，不发给你们，你们没有意见吗？他说没有意见，村子里的老年人差不多都能领到工资，只要家家能摊上一个，大家也就没有意见了。吕君问他对现在的政策满意不满意，他说有啥不满意的，就这么回事呗！
四、参观纪念馆
吃完饭，我们正考虑下一步打算，突然发现3辆大型豪华客车从西朝东开来，直奔大包干纪念馆的方向驶去。于是，我们也随着这些车辆去了大包干纪念馆。这三辆大型豪华客车里满载着清一色的军人，有男有女，都是新兵。在大包干纪念馆门前，我们请一位战士为我们照相，我顺便问起他们来小岗村的目的，他说这是部队领导组织来的，主要是来参观学习。因为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祥地，大家都应该前来接受一下教育。
大包干纪念馆坐落村子最东端的街道北侧，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平顶式建筑物，门前是广场和停车场。“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是万里题写的，字写得很难看。有一个战士小声说，这个字还不如二年级小学生写的好。我当时也在想，这个万里实在没有自知自明。字写得不好不要紧，怎么还好意思拿出来显摆！
参观学习的战士共分成三拨，每一拨有一个讲解员负责讲解。纪念馆大门口明码标价：“讲解一次40元”。我们随着这些战士进了纪念馆，但我们都是自己看，没有随战士们听讲解员解说。我在那张复制放大的“生死文书”前注视了很久，还在跟前照了一张相。我发现，这张名扬世界的“生死文书”，造假的痕迹非常明显。同一个严宏昌写了两次，还盖了两枚私章。有好几个名字和指印，一看就是他人代写代按的。我认为，原先的“生死文书”还有没有并不重要，只要这件事是真的就行了，何必再伪造一个假的“生死文书”愚弄国人呢？这个伪造的“生死文书”骗了全国人民几十年，不仅堂而皇之地珍藏在中国博物馆，还复制放大高悬在大包干纪念馆的最醒目处，继续欺骗前来参观的人们，实在是滑稽的很。
五、对话严立华
因为“生死文书”是在严立华家签订的，所以我们从大包干纪念馆出来后，又打听严立华的家，想与这个见证人聊聊。有人告诉我们，严立华的家在村子西头路南，开着一家水果蔬菜超市。我们来到村西头，发现这家超市大门紧锁。正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严立华时，突然一个很面熟的人从我们跟前闪过，然后走进路南的一家门面房。我们跟了进去，发现门面房里围着一圈人，大家正在打麻将。原来这个面熟的人正是严立华！我们在大包干纪念馆里见过他的照片，所以觉得面熟。他告诉我们，因为天热蔬菜水果不好保存，所以他家的超市没有开门。他还说，这个超市是他儿子开的，他家住在对面的路北。
严立华与严俊昌两家差不多，前面是沿街门面房，中间是院子，后面是楼房。他的家比严俊昌家还宽敞，有前后两进院。后院正中间修建几间猪圈，但没有养猪，都闲置着。后院的石榴树上挂满石榴，让人垂涎欲滴。
严立华今年68岁，个头不高，一身农民装束，外表与严俊昌截然不同。但严立华头脑清晰，谈吐也没有任何拘束。他告诉我们，当年写“生死文书”并按手印就是在他家干的，因为他们家有两间屋，而且比较宽敞。我们询问他到底有没有“生死文书”这回事，他说有，但现在的这份“生死文书”是后来补签的，不是原来的那一份。我问他，为什么人数增加了，由18个变成了21个。他没有正面回答，用其他话题岔开。我看他不想说，也就没有继续追问。
我们谈到南街村时，他说他没有去过，但他知道南街村是个假典型，上级给了南街村很多很多钱，要不然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开办工厂。就像他们小岗村一样，不也都是靠上级拨款，靠外地援助吗？
他对大包干和集体化的认识与严俊昌非常相似，并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而且大家很自由。想干啥就干啥，谁都管不着。他还指着自家的一个绿色储粮罐说，他家把其他粮食都卖了，稻子没卖。大家以前饿怕了，都喜欢存点粮食放在家里。家中有了粮，心里不着慌！
他对土地流转一事很有意见。他说，土地流转以后，都闲在那里没人管，因此很多土地荒了。他家的地被外地老板承包，长期不开发，里面的青蒿一人多深。他威胁说，再荒下去，他就要把地收回。结果老板害怕收回土地无法“套”钱，当即安排人连夜把地里的荒草清除干净。
他对沈浩的评价很高。他说沈浩在任职期间弄来很多钱，给大家办了好多事，小岗村的人都得到不少实惠。他还说，村中间这条街道就是沈浩任职期间修成的。他还以赞赏的口气说，沈浩办事公平公道，好事大家都有份。原来村子里只有严俊昌、严宏昌两个人发工资，大家很有意见。“生死文书”既然是大家签的，功劳怎么能只记在少数人身上呢？后来还是沈浩弄来钱，大家都发了一份，才平息了大家的怨气。
六、小岗村印象
大包干纪念馆的周围都是大片农田。让我们感到不解地是，这些农田似乎从来都没有平整过，高高低低，坑洼不平。除了种植一些山芋、豆子、玉米外，有相当多的农田荒废着，里面长满青蒿。这些青蒿足有两米深，我站在里面整个人都淹没了。为了证实我们没有撒谎，我还站在青蒿里面让吕君给我照了几张相。类似的荒地在小岗村周围比比皆是，有的连成一片，外面扯上铁丝篱笆或修建简易的围墙。有的连围墙都没有，任由它荒废着。我们徐州地区农村地少人多，人均土地大多在1亩左右，看到这里大片大片土地抛荒，实在让人心疼。我本来并不想说小岗村的坏话，比如小岗人懒惰、游手好闲之类。但是，在小岗村的5个多小时里，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地里忙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村内寻访过程中，至少发现三拨人在打麻将。我不敢保证他们是在赌博，但我清楚地看见他们在打麻将时，香烟盒底下就压着十元、百元的钞票。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中一个麻将场距离派出所最多只有30米。
通过了解和走访，他们都承认是靠国家扶持小岗村才支撑到今天，是靠外援小岗村的农民才解决温饱问题。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才认为别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严俊昌说的“南街村的那几个人已经逮了”，与严立华说的“上级给了南街村很多很多钱”，都是同一个心态。
“当年农家”外面高挂总书记与小岗村民畅谈农村改革的巨幅画像，但小岗村的农民并没有因为总书记的到来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如今的小岗村仍然一盘散沙，所有村民都在各扫门前雪，都在做着张嘴等、伸手要的发家致富美梦。小岗村的带头人严俊昌应该算个明白人，他承认这些年只重经济、不重思想教育是一个巨大失误。但更多的小岗人还沉湎在金钱至上的氛围里难以自拔。
沈浩活着时已经看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他带人去南街、华西参观的用意不言自明，但小岗村的农民并没有因为沈浩的去世而觉悟。他们仍然向往私有制，把大包干看成救命菩萨。他们其实比谁都清楚，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大包干这面旗帜。只要大包干这面旗帜能够继续飘扬，他们就永远是国家的“功臣”，他们就能依靠这面旗帜领取工资、争取外援、落得更多实惠。他们很清楚，根本不需要出力流汗，国家拨款、外地投资、土地流转，就能让他们很好的生存下去。小岗村的农民自己也明白，土地抛荒的确令人心疼，可是他们不想多管，也不想多问，他们关心的只是上级拨款他们能落到多少，他们关心的只是村上要办的事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关注的是如何捡到便宜，他们注重的是如何避免吃亏。上级一年年的巨额拨款，外地源源不断的捐赠援助，已经养成了他们的惰性和依赖性。他们吃惯了现成饭，谁还会劳心费神出苦力呢？连开饭店的年轻老板都知道，种庄稼能弄到几个钱？聪明的小岗人非常明白，他们知道，只要中央高层坚持特色社会，坚持改革开放，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面旗帜，还会持续不断的给他们输血。爱哭的孩子有奶吃，所以他们有恃无恐，缺钱就朝上找，有事就上北京告御状。国家背上这个沉重包袱已经难以摆脱，只要特色社会还在，这个包袱还要继续背下去！
草于2012年8月2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