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乡村振兴促进法》，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正式迈入有法可依、依法实施新阶段，也为北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更高要求。北京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必须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探索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之路。为此，要从产业、乡建、改革、党的领导、分类实施等方面，突出“五个强化”。
强化产业融合，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产业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首要任务。要放大“大城市”市场优势和“大京郊”空间优势，统筹城乡产业、技术、资金、信息等资源，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
首先，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用首都农业科技优势，以高效设施农业、现代种业和数字农业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智能温室、植物工厂、设施农业综合体等新载体，积极培育绿色有机产品，加粗拉长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其次，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围绕市民对乡村美好生活向往，深入发掘农业的生态、休闲、文化、教育、健康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促进农业与科技、服务等现代产业要素跨界配置、深度融合发展。
再次，创新要素供给。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尽快出台适应首都农业发展需求的用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扶持力度，建立首都农业信息与农产品数据开放平台。
强化乡村建设，打造北京特色美丽乡村。近年来，北京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并已覆盖全市85%的村庄，为今后全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奠定扎实基础。
首先，明确乡村建设行动顶层设计。乡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工作，要尽快出台北京乡村建设行动方案，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细化建设目标、实施路径与具体举措，为全面推进乡村建设提供战略引领。
其次，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挖京郊乡村文化内涵，通过村庄风貌管控与传统村落保护，打造一批功能现代、安全环保、与自然环境高度融合并彰显乡土特色的美丽村庄。
再次，狠抓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乡村水、电、气、暖、路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打造数字京郊信息服务平台。第四，促进城乡融合互动发展。以平原地区新城和城乡结合部重点镇为切入点，加快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融合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
强化综合改革，带动农民持续快速增收。带动农民持续增收致富，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最直接体现。
首先，夯实工资性收入。瞄准全市劳动力短缺行业以及城市公共服务等岗位需求，开展订单、定向、定岗等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有序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其次，多措并举增加经营净收入。围绕城区市场需求，引导农户不断优化农产品结构，提升农产品品质。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鼓励有能力有条件的农户发展田园观光、农耕体验等业态，增加经营性收入。
再次，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通过整合资产资源、提供有偿服务、利用财政扶持形成资产参股入股等多种途径，壮大集体经济。
最后，加大惠农富农力度。要把乡村振兴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加大对农业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有序调整补贴范围，拓展生态补偿等项目，积极增加转移净收入。
强化党的领导，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2019年8月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为加强党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根本遵循。
首先，完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涉农区党政一把手当好“施工队长”，乡镇党政负责人和村党组织书记要当好“施工员”，推动各项措施落地实施。
其次，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大对基层党员干部培训力度，提升其农业管理、规划、技术、销售等技能，增强对农民增收致富的指导与示范引领作用。
再次，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挥首都人才资源优势，积极引导农业科技人员、规划师、建筑师、教师、医生等各类专业人才下乡服务，加快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会协同推进的首都乡村振兴新格局。
强化分类指导，推动精准施策与落地实施。京郊地域广阔，涵盖平原、浅山、深山等不同自然地貌，乡区位条件、功能定位、所处阶段、发展类型等不尽相同。要顺应发展规律，科学把握京郊乡村差异性特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梯次推进。
首先，突出规划引领。尽快启动编制新一轮乡村振兴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与任务。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加快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并做到“应编尽编”。
其次，坚持示范带动。选择一批基础较好、条件成熟并具有代表性的村庄，作为乡村振兴示范点，在农村改革、城乡要素流动、公共服务等领域赋予先行先试的权利，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再次，加强考核。分解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和进度要求，并对乡村振兴实绩进行考核，切实发挥“指挥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