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四日，在第七届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上，旅游厕所展品成为一大亮点。
（龚献明人民图片）
失“厕”
蒋跃新作（新华社发）
浙江杭州城北体育公园一个四星级公厕于去年七月正式对外开放。
（资料图片）
1986年，他开始当记者。
巨变中的京城，新信息如喷泉，不少记者喜欢跑会场。而他和几个哥们儿却从1993年起，忙着“跑厕所”，调研“臭不可闻”的民生课题，着迷“公厕革命”，并将其定位为“文明工程”。
坐在北京广渠门大街90号4楼办公室，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执行会长兼《文明》杂志社长、“中国公厕研究第一人”娄晓琪，常想起当年在《北京日报》工作的时光。
“鼻子就是通往厕所的路”：“中国的美味佳肴享誉全球，中国的公共厕所却是臭名远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有关中国厕所的“流行语”曾让国人汗颜。娄晓琪记忆犹新。
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喊“厕所革命”，距今已30多年。这期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迅速扩展，新农村建设突飞猛进，但厕所这个小问题依然在困扰着国人。
而今，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及农村的“厕所革命”以及国家旅游局倡导的“旅游厕所革命”，“厕所革命”这个一度被遗忘的词，再一次强势回归人们的视野。
这一次，中国能否完成30年前已开始的“厕所革命”？能否找回被国人遗忘的“厕神”？
❶ 30年“厕所革命”，仍未完成
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
那时，不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厕这件事都是一个挑战。当时的厕所条件简陋，基本是无隔挡的集体上厕所模式，几堵围墙，一排蹲坑，臭气熏天。胡同巷子的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是常事，冬天尿液结冰，夏天臭味弥漫，附近居民戏称通往厕所之路为“尿尿路”。
当时外国人来中国上厕所的体验就是4个字——哭、笑、叫、跳。哭，恶臭让你泪流满面；笑，众人一起蹲坑，面面相觑；叫，夏日里厕坑里的蛆不停蠕动，让人惊叫；跳，脏水弥漫，立足之地甚小，跳跃着上厕所。即使这样，能及时赶上空位还是件幸运的事，很多公厕外一到早晚高峰期都排着长龙。
为了解决这一尴尬，借助1990年亚运会举行的东风，北京开展了一场浩大的厕所整治行动，即“厕所革命”。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9年，北京共新建、改建公厕1300多座，改建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1000个，扩大公厕面积1.6万平方米，增加坑位3300个，6000多座公厕基本上实现了水冲。全国很多地方也紧跟北京步伐，包括在广大农村，也积极推行符合当地环境的卫生厕所，比如山东的“三通沼气式”、河南“双瓮漏斗式”、辽宁的“四位一体六栅式”、宁夏的“双高式”、江苏的“三格式”厕所等，中国的厕所问题开始有了缓解。
而在国外，同期，菲律宾政府鼓励在城市建造带化粪池的水冲厕所，并在1982年至1990年分期实施农村厕所改良计划。1985年，基于日本著名旅游观光点没有公厕，或者即使有公厕也肮脏得无法使用的状况，日本成立了著名的“日本公厕协会”。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城市扩张，人口增长，厕所依然在拖后腿。
目睹这一切的娄晓琪告诉本报，虽然那时厕所问题凸显，大家却都不愿意谈这事，因为中国人自古只重饮食，而对“出口”之事却不怎么理会。
这位长相年轻的北方汉子，28岁时就被朋友戏称为“掉厕所里的娄晓琪”，开始执着于厕所这个看似尴尬的问题。他开始找很多人去谈厕所问题，但大家反问他：厕所不臭哪臭啊？好像中国的厕所本就该如此。娄晓琪就继续问，那能不能让它不臭？一个清洁工回答说：不能啊，因为它设计不合理。
一语惊醒梦中人，娄晓琪忽然开了窍。中国的厕所从来没有考虑过设计，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需要设计，而厕所不需要”。更重要的是，厕所的建设没有任何规划和标准，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制度或法律法规作保障。“没有标准规定，也就不会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只有严重时才会有人提及。”娄晓琪无奈地摇头。
1993年3月，娄晓琪牵头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对北京长期存在的公厕问题展开调研（详见本版文章《我所亲历的“厕所革命”》）。以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公厕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的规划研究课题，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也是罕见。他们发现了问题的症结——运作机制掣肘、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社会文明意识缺陷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观念滞后，并在《北京日报》等媒体展开讨论，发起“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
新世纪以后，中国城乡“如厕难，难于上青天”的状况已基本解决，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2014年，中国卫生厕所普及率已从1993的7.5%提高到了76.1%。但如娄晓琪所言，厕所依然是我们基础设施的短板，关键是观念和意识问题。在很多城市，厕所建设还没有纳入城市规划环节且总体技术应用水平落后，卫生水平不高，水电耗费严重。而在广大农村，尤其在北方农村，仍以收集式旱厕为主，很多不合格、不卫生。此外，公民文明如厕的意识还有待提升，如厕不文明导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时饱受诟病。
❷ 五千年文明，被遗忘的“厕神”
“厕所革命”虽然是最近30多年才提及的新词，但中国的厕所文化却渊源流长。五千年前，西安半坡村的氏族部落，不知谁刨了一个土坑，那就是中国最早的厕所。
有关厕所最早的书面记载出现在西周，《仪礼·既夕礼》曰：“隶人涅厕”，即奴隶挖坑厕，主人负责填满，周而复始。可能为了减少挖坑的频率，春秋时代，奴隶将坑挖得很深，一般“垣高十二尺以上”。秦汉时期，厕所开始改进，出现了蹲式和坐式，划分男女厕所，两个左右并列，其中一个便坑前有尿槽，另一个没有，尽显现代风格，而且还出现了最早的水冲坐式厕所。除了花样多，为了既养猪又积肥，较为普遍的是厕所和猪圈并排而建。
到了更加开放和繁荣的唐代，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廷官员“右校署令和丞”等。宋代，厕所也跨界到商业范畴，由于农田施肥的需要，出现了专门经营“粪业”的人——“倾脚头”。
明末清初，城市公厕变多了，却开始收费了。清嘉庆年间，若想进公厕，“入者必酬一钱”，虽会附赠两片手纸，还有免费书籍供阅读，并广告此处乃“洁净毛（茅）房”，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当道中便溺”。直至清朝末年，朝廷开始禁止随地便溺，使得上述情况稍有改善。
民间还有“厕神”的传说。“厕神”的源头，据传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而民间比较流行的“厕神”又名紫姑，来源于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书中记载：紫姑是个美丽的小妾，但彪悍的正室对其羡慕嫉妒恨，“每以秽事相次役”，使孱弱的紫姑最终劳死在厕所中。天帝怜悯这个可怜的姑娘，便以其去世地点封她为“厕神”。但“厕神”却是不管厕所的，而是“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唐宋时期很盛行元宵时节“迎厕姑”，也许是因为之后的“当道中便溺”，使得紫姑无处降落，又不似日本的“厕神”管生育和发财，这个风俗逐渐退出了元宵节的例行节目，“厕神”紫姑也逐渐被国人所遗忘。
我们的“厕神”在陨落，西方却逐渐用技术开启了19世纪的“厕所革命”：40年代，汉堡出现了用河水冲刷管道的下水系统；50年代，伦敦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的公厕。而那时的中国，紫禁城里根本不知世界还有抽水马桶这件事，只知道会有粪车从“后门”出没。中国农村的厕所基本就是“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
❸ 未来：如何延续厕所文明？
中国有五千年的厕所文明，为何如今会频现厕所问题？难道只因一个传说中的“厕神”被人淡忘就使厕所文明消失了吗？
“当然不是。中国是农耕社会，尊重农业生产是最基本的社会共识。过去皇上也是农民，也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皇家的便溺也是要拉去郊区进行施肥。中国的农民，撒泡尿都得跑自己地里。”娄晓琪说，“但过去人与自然是一种融合的和谐状态，这个问题不突出。现在经济和城市的野蛮发展，打破了这种自然的融合。因此厕所问题是复杂的发展问题，是多层次的融合性问题，需要系统解决。”
由此可见，“厕所革命”不单纯是厕所建改与资金投入问题，它更是对人的尊重，对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关爱和时代文明发展等系统性问题的一部分。一座厕所的设立，涉及到城市的管网规划问题，包括上下水工程，很多地方先天不足，却不想从根本上改变，因为他们还没有将厕所建设作为新区建设的标配。
而一些已建起新式厕所的地方，却不重视管理，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完全违背厕所运营“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的原则，导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新技术应用上，我国厕所的总体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节水厕所”等国外最新技术也未得到广泛应用。
曾经为了看透厕所问题去读研、读博的娄晓琪，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首先，观念上要重视，相关体系制度要设立，要具有前瞻性。各地应着力把厕所建设作为民生工程、惠民工程，将其纳入城市建设、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等总体规划之中，作为新时代的文明工程，作为新建城区的重要指标。同时，重视厕所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有机融合。其次，注意基础性，借助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建设等平台，形成厕所建设和管理的高效、长效机制，其建设应与环境相适应，不可奢华，但不可简陋，以干净和与环境相匹配为基本准则。再次，厕所运营模式也可以有新探索，特别是在建设资金筹措等方面，应鼓励多元参与，既保证厕所的公益性质，又确保建设维护的可持续、长效化、机制化。
当然，“厕所革命”也是个技术活。我们还需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技术，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来建设厕所，推广真正因地制宜、节能节水、可循环运转的新型厕所。
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马桶计划也许是个很好的启示。2011年，盖茨基金会启动了他的“马桶重建计划”。这一计划面向全世界约2.6亿没有下水道系统可用的人们，旨在通过技术升级，建设不用上下水，不用接电，建造、运作和维护总费用人均每日几美分的马桶，以提供低廉、卫生、可持续的如厕服务。
目前这一计划也在中国展开。从2013年开始，盖茨基金会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主办厕所创新大赛-中国区（Reinvent the Toilet Challenge， RTTC-China）项目，大赛组委会也与政府部门进行了联合，商务部、科技部、卫计委等部委代表是其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交通部也参与其中，期望能将成熟技术加以利用。大赛面向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NGO）等法人单位征集创新提案。2014年，清华大学等团队的提案获得研发资助金，将进一步完成推广应用前的可行性试验。
30年后的今天，“厕所革命”仍然在路上，向着城乡更偏远、更分散、更底层的角落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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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厕所简史
距今五千年的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遗址里发现的一个土坑，被视作中国厕所的起源。
周代，厕所被称为“井溷”。“溷”原专指猪圈，至秦汉则兼猪圈与厕所两重含义。
古时对厕所的重视，起于秦汉，盛于唐宋。
秦汉时，厕所分蹲、坐两式，区分男女，并有隔断。汉代尤为重视隐私和使用的方便，并增添了通风设计。唐朝专设“司厕”的官员。进入宋朝，汴梁等大都市的公厕已具行业性质，有专人管理。清嘉庆年间出现了收费公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上下建厕所、管粪便、除四害。
上世纪80年代，以筹备亚运会为契机，中国拉开“厕所革命”序幕。主要从卫生防病角度入手，以改变厕所“数量少、环境差”的现状为目的。
90年代，在厕所质量上的要求不断提高，公厕的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新世纪，厕所的设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材料环保、节能节水的理念开始成为共识。“厕所革命”被各省市纳入旅游发展规划，成为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