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中，区别于企业、合作社的另一载体。家庭农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实践形态，因此现阶段对家庭农场的理解并不统一，如关于家庭农场的规模问题，家庭农场的雇工问题，家庭农场的身份问题等。
1、身份问题
家庭农场是否是一种独特的组织形态，即使存在，但在现有的制度范围内，并没有给予其明确的回答，因此家庭农场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创新。浙江的实践回答了这一问题。
在浙江慈溪，家庭农场发育良好，以种植商业化价值高的蔬菜瓜果为主，商品化农业发达。其产品主要销售渠道是出口。在与市场上其他主体特别是国外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家庭农场相当于给予了单个农民家庭一张有效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就如同企业具有的一样。
工业的发展以企业为载体，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则必将以家庭农场为载体。因此浙江的家庭农场都在工商登记，成为了一个法人化的主体。家庭农场的法人化，也成为浙江模式的重要特征。
但是在黑龙江，家庭农场主要以生产粮食为主，家庭农场是否需要法人化，尚在争议之中。从国家治理农业的角度而言，家庭农场的法人化，显然是有助于国家掌握农业发展的基层信息，以及构建新的农业经营主体，以承载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
因此，家庭农场的发展，至少要指向以下三个目标：一是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稳定供给；二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三是可持续发展。
2、雇佣问题
农业部对家庭农场的定义中，明确指明家庭农场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而不是以雇佣劳动力为主。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劳动力的投入农业生产中效率最高的劳动力供给方式，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家庭农业下的农产品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家庭劳动力的不计成本，是中国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在农业领域的表现，但一直受到忽视，长久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学界通常只注意到廉价劳动力，供给给沿海发展带来的奇迹，但是在农业领域，这种人口红利，也为农产品的长期稳定供给，和保持正常的物价水平做出了贡献。
从系统的角度看，现有的低价农产品维系模式，对整个转型社会而言，是一种福利。不可否认，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城镇化大力推进的过程中，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是必然的趋势，这个并不用担心。
转型社会发展中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城镇化的速度，在现有2.9亿的农民工中，在2020年前实现1亿人的城镇化，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还有1.9亿的农民工，依然是无法城镇化的人口，其中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年纪偏大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将面临养老的问题。
城镇化需要钱，农民养老也需要钱，政府没有这么多钱，依靠现有养老保障制度，是完全无法解决农户养老问题的，因此他们这些人，最后仍然会回到农村，让土地成为他们最后的养老保障。
因此，农业中的人口红利，短期内并不会消失。我们在土地大规模流转的地区看到，不少无法外出打工的老人，成为在农业企业、农业大户基地上的打工者，实际上，若是他们自己经营，传统的精耕细作并非缺乏效率，只需政府解决好农业发展中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家庭农场既然是为了促进家庭农业的发展，就是考虑到了这种人口红利，因此家庭农场的规模，必然会受到家庭劳动力的限制。
3、规模问题
家庭农场的规模，因区域和发展的模式而异，但是原则只有一条：就是要受到家庭劳动力的限制，不以雇佣劳动为主。不少地方对家庭农场的最低规模，纷纷作出要求，而对规模上限持以无限宽容的态度，认为规模越大越好。
那么，这一规模下限的硬性要求，目的而在呢?实际上，规模问题并不是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问题，如果坚持家庭农场，不以雇佣劳动为主，那么家庭农场的规模，自然会有一个上限要求，反而下限则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农户家庭，会根据资本积累的状况、劳动力的状况和土地租赁市场的情况，选择一个最佳的规模。湖北的实践给以的启示就是：在于家庭农场的规范化发展，一定要对家庭农场的上限做出要求，否则如同大多数合作社的发展一样，资本下乡挤占农户家庭发展的利益，将会再次上演。
4、资本下乡问题
如果家庭农场的发展，是为了让更多的利润分配给农户，那么，有别于家庭农业的资本农业，出路而在呢?资本农业的竞争力，在于其拥有普通农户不具备的资本实力，用襄阳知行生态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帆的话说，他是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的，而普通农户近乎于无产阶级。因此农户变为家庭农场，依然存在诸多困难。
对于政府而言，不能因为培育农户升级为家庭农场困难重重，而转向引导资本下乡，让资本注册成为家庭农场，那么这种注重数量的形式化发展，必将导致家庭农场的不规范和名实不符。
5、效率问题
家庭农场的规范发展，可能会限制资本下乡的程度，但是并不影响资本下乡。愿意下乡的资本，还是会寻找各种途径下乡。并且通过在农业领域的摸索，资本的灵敏嗅觉，会促使其很快找到经营之道，如杨帆所言，与农民竞争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他调整战略，发展经济价值高(投资也高)的农产品，尽量开辟与普通农户不一样的农产品市场，同时追求农产品的质量，迎合高端消费人群，对质量的要求，以及存在的对产品种类的多样化需求。
资本农业完全是在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开展经济活动，面向的是中国收入阶层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群。从这个角度说，资本农业的投入和盈利无可厚非，这也是其生存空间所在。
但是这样一种模式，并不是为了满足大众农产品需求，也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无益，何须政府扶持?不少地方政府将资本下乡，视为招商引资的政绩，加之资本的游说能力，通常高于普通农户，因此政府对下乡资本的扶持依然存在，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发展，恰好成为下乡资本和地方政府合谋，获得国家资源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