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顾问免费为村里提供法律服务，多年的矛盾化解了，邻里纠纷变少了
微风阵阵，资兴市程水镇石鼓村花露塘水库的水面上，泛起了涟漪。望着这片曾让村里纠结了12年的水面，村支书宋晓仁总算松了口气。
水库是村集体所有。12年前，当地一家煤矿企业主动找上门要搞承包，合同一签就是20年。“说是要搞农庄，但从没见过有啥动静，后来听说把水库又转包了给别人养鱼。”宋晓仁无奈地说。
管水的问题，最让宋晓仁头疼。一到天旱，水库下游的村民就找到村里，要求放水灌溉。村里点了头，可水就是放不下去。“我们这边开了闸，没多久就被养鱼的给堵上。”宋晓仁告诉记者，就为这事，村干部常常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村里终于下了收回水库的决心。可怎么收，却摸不着方向。煤矿是一家国企下属的国有矿，20年的合同没到期，村里只有给上头单位打报告。“报告打了好多回，一点回音都没有。”大部分时间里，宋晓仁只有干着急。
宋晓仁没想到，纠结了这么多年的问题，在湖南宇剑律师事务所律师朱龙彬手中，却基本不算事儿。
今年头一次到石鼓村走访，朱龙彬就听到了村干部为此大吐苦水。“其实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朱龙彬给出的办法，让他们既感新鲜，又感神奇——直接送达解除《租用花露塘水库合同》通知书给煤矿。“根据法律，对方在收到通知书30日内，可以提出异议，否则合同自然解除。”
朱龙彬让村里做好应诉的准备，谁知对方居然没有响动，水库也就这样平稳地回到了村里。
除了律师，朱龙彬眼下的另一个“头衔”，是石鼓村等其他7个村的法律顾问。今年1月，资兴全市289个村（社区），都配上了像朱龙彬一样的法律顾问。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法律工作者，为村里提供法律服务，统统免费。
资兴市把法律顾问的职责，定为“七员”——村（社区）法律事务的“指导员”、法律知识的“宣传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法律诉求的“引导员”、社情民意的“信息员”、基层法治的“参与员”和法律援助的“联络员”。
其实，像朱龙彬一样，大多数法律顾问刚到村里遇上的第一件事，多半还是调解纠纷。
几个月走访下来，律师刘任文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调处纠纷，村里用的多半是土办法，靠家族势力，甚至靠拳头。
“很多棘手的矛盾纠纷，就因为调解人不懂法，讲不透，所以才闹大。”在刘任文看来，如何正确调处矛盾，村民们可能是“雾里看花”，但有了法律专业人士的指导，或许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
用法律的办法取代土办法，效果不错。“邻里纠纷少了，信访量少了，诉讼量也少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钦锋说。
法治思维在农村“发芽”，村干部多了法律习惯，村民的法律意识日渐增强
如今，哪怕是一两千元的小工程，蓼江镇陈家坪村村支书方刚跃，都忘不了提醒自己一句：“得跟对方签合同。”
“有了合同，就有了证据，有了证据，就有了保障。”方刚跃这样解释。
干了7年的村干部，常把“证据”挂在嘴边，也就是最近的习惯。习惯还是从调处纠纷中来：多年前，村里的鱼塘租给了一位村民，约定租期15年；到期后，对方不仅不愿让出，还坚称当年约定的租期是35年。双方谈不拢，事情僵在那。
“他说租期是35年，但又从不把合同给我们看。”方刚跃感觉事情有些蹊跷。法律顾问刘任文的点拨让他有了底气——从合同法的角度，15年租期过后，合同已履行到位；如果对方坚持租期还有20年，又拿不出合同，打官司也不怕。
“这话一说，对方马上不吭声了。”方刚跃说，从那以后，他开始明白证据的重要性，“以法服人靠什么，靠的就是证据”。
对于刘任文而言，帮村干部建立法治思维和法律习惯，比自己去调处矛盾纠纷，似乎更有意义。他一共联系8个村，每到一个村，最希望的是能够启发村干部的法治思维，“不一定能教会他们多少法律知识，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按照法律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哪怕遇到什么事情多咨询一下我也好。”
播种法律思维的重要性，绝不仅仅停留于村干部之中。
七里镇柏树村，土壤、水利、气候条件俱佳。来自广东珠海的一家农产品公司，看中了柏树村这片“宝地”，想流转村里的耕地建无公害优质蔬菜基地，一租就是5000亩。
跟外省的公司谈土地流转，村里还是头一回。对方拿来了合同，村干部却是“两眼一抹黑”。“权利怎么保障，责任如何定，没人拿得准。”村主任曹四改说。村民们的顾虑也由此而生——自己的地交给外人去种，怎么放得下心？
法律顾问段朝晖，被请上了谈判桌。合同条款一条条对，还真发现了问题。“合同中有个条款，如果村里违约，要交双重违约金，这显然不合理。”段朝晖说。
“市场经济条件下，村民与外界交往，哪能离得开法律？”如今，合同审查把关，成了段朝晖顾问工作中的重要一项，“刚接到一个电话，又是一个村的合同审查。”
守法先要懂法，让法律意识在农村真正成长起来，还需长效机制
“村里搞过普法活动吗？”
“看过几本书，不过基本上都忘记了。”
基层走访，类似的问题问到村干部，得到的回答基本一样。
“普法搞了这么多年，基层的法律意识还是淡薄。”下基层多了，段朝晖突出的感受是，基层这最后一公里，也是最难一公里。
因不懂法而闹出的笑话，常常成为纠纷的源头。某村集体与承包户签下的山林承包合同，居然没有明确承租时间，而是写着“长期租用”。“这样的情况，肯定不在少数。”段朝晖说。
“守法首先得懂法。以前，普法的办法主要是一本书、一张卷子，大部分人当任务，效果能有多好，只有自己知道。”市委书记陈荣伟说。
这也正是资兴推行一村一名法律顾问的初衷所在——让法律专业人士像种子一样扎进农村和社区，让法律习惯和法律意识在基层真正成长起来。
如何调动法律工作者的积极性？资兴既做思想工作，也拿真金白银。市司法局局长李向东告诉记者，根据路途远近、工作量大小等情况，市财政在年底对法律顾问发放补贴，每个村从240元到360元不等。
为了防止法律顾问“空挂”，资兴定下规矩——“法律顾问每年指导、协助聘任村开展相关工作不少于4次，其中到村里开展工作不少于2次”。
“走访和工作情况，都必须登记在专门的情况工作表上，并由村干部签字才算认可。”李向东说。
“起初，还真有些不乐意，钱拿得也不多，事情却不少。”段朝晖坦承，随着工作逐渐铺开，既获得了不一样的认同感，也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接触的人多了，知名度大了，案源也多了。”不止一位法律顾问向记者这样表示。
“政府掏钱，为基层购买法律公共服务，花的是小钱，买的却是社会环境的大稳定，是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在基层的大普及，这样划算的买卖，值得做。”陈荣伟说。
长效机制如何完善，资兴正在探索。“制度上是否可以更为细化，比如在村里待多长时间，能够更为明确的规定？又比如，遇到一些顾问们都感到棘手的法律问题，能否建立会商机制？”段朝晖建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