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经建十年”，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并转化为无数仁人志士的行动。当代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同样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显得愈发深化和严重。在此背景下，一部分“妇人之仁”且秉持历史先贤乡村建设理念的知识分子再次提倡新乡村建设运动，并激励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参与进来，历经十余年的艰难探索和发展，时至今日，影响甚众。
尽管新乡村建设运动为社会展示了鲜活的城乡互助案例、丰富的乡土实践经验以及多元化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但浸淫于发展主义久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此仍无法公正平和地反映，受困于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界也不可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归纳总结。
作为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参与主体之一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理解自身实践行动并建构文化认同感的内在需求下，仍然需要清理自身思想中的余毒残渣，反思“以资为本”的发展主义。
一、新乡村建设实践简述
新乡村建设运动，缘起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参与中央政府农村政策调研的中青年学者发起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虽然在九十年代初逐渐衰微，但留下了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深入开展“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经验教训。在九十年代后期一系列政策变化造成社会矛盾复杂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在世纪之交接受了“三农问题”，随之强调为国家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于是，就有了“税费时代”下的民间社会有组织的开展支农调研维权行动的外部条件。
最早的这种支农活动是在2000-2001年，只是几家学生社团的零散下乡，主要是农村一般调查、生活体验、短期的支教、法律宣传等。2001年以后，一方面是中国改革杂志社介入，客观上成为推动高校大学生支农活动深入开展的平台。另一方面是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失业压力而推行教育产业化扩大规模所暂时蓄积的年轻人，4年之后再度释放为“毕业即失业”现象，高校青年前途渺茫却无以自救，遂使更多学生寻求另类思考和探索另类出路。由此，大学生开始通过下乡调研，借助《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平台帮助农民维权。大学生支农行动得到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回信支持，助推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受此影响，纷纷走出校园，参与下乡实践，了解社会，关注现实，塑造自我。
2004年是个乡建工作内容发生变化的年份。一方面客观上发生了《中国改革·农村版》被以资为本的改革主流关闭，同年乡建平台也从杂志社转移到中国人民大学。另一方面，免除农业税的国家政策开始实施，以“多予少取放活”为内容的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出台。随着社会宏观背景的转变和运作平台的调整，新乡村建设运动转向以农民合作社培训和农民组织建设推广为重点，亦是内涵性地对八十年代农村改革提倡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进一步实践探索。
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转变，一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农民上访维权代价奇高却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二是国家已经开始免除农业税费，以往二十年期间积累的很多基层矛盾相对化解。从此，大学生支农也不在农民上访维权上协助用力，而是借助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惠农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谋求发展。那些因维权而走到一起团结起来的农民，顺应形势开始纷纷转变为建立合作社，探索各种基于农民自我组织的自主发展模式。尽管那时外部环境不利，国家还没有出台鼓励农民合作社自主发展的法律和优惠政策，但经过新乡村建设志愿者们几年的努力，各地合作社也总结出一些操作经验，如“文化建设收效最高，联合购销风险最小，资金互助制度重要”等。同时，参与新乡村建设的志愿者们也组织免费的农民培训班推广“生态农宅、有机农业和环保农村”。
2005年，乡村建设志愿者确定了在工作中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简称3P：人民生计为本（peoples’ livelihoods），合作联合为纲（peoples’ solidarity），多元文化为根（peoples’ cultural diverse）。并且开始借助农民合作社实践传播“公平贸易”的国际经验。新乡村建设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按照公平贸易理念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且在国际社会有所反映，在海内外逐渐形成影响。同年，组建了以既往乡建工作为内容的“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
2006年以后，新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发展成四大系统：发展高校大学生社团促进志愿者下乡支农、建立合作社和各种社会组织维护农民和乡村弱势群体的权益、建立新市民服务中心帮助流动打工者融入城市、发动市民加入公平贸易促进社会参与城乡互动网络。其中比较新的、影响较大的工作，是第四个系统。重在推动基于农民合作社的生态农业试验与城乡互助探索。之所以出现这个转型，主要背景有三个：一是在中国现有市场经济结构和以城市为主的社会分配制度下，单纯的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农民的帮助有限。二是政策环境利好，中央政府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2006年提出“农业多功能性”观点，2007年倡导“生态文明”理念和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8年提出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农业”。三是社会需求迫切，就在同时期，社会普遍爆发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推动了新乡村建设运动向生态农业和城乡互助探索转型。
其中，2006年国仁绿色合作社联盟（简称“绿盟”）由七家探索生态农业的农民合作社联合成立，旨在搭建生态农产品的销售平台。2008年小毛驴市民农园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采用CSA社会参与农业模式经营的农场。乡村建设运动的这些先行尝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以上大致反映了新乡村建设运动十二年来多样化的尝试。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学毕业且来自农村的青年人这样一个参与主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青年人的培养和成长，他们在不断的实践碰撞和自我反思中逐步理解乡土社会及其自身参与乡建的行动。而乡村建设真正的主体是农民，这是一个规模巨大但又沉默的群体。
从上一次乡村建设运动到现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完成工业化并正处于不可逆转的金融资本化趋势之中。青年知识分子如何从全球化资本扩张以及中国工业化历程的角度来看中国数量巨大的村社农民，将是他们在未来的乡村建设过程中能否与“沉默的”农民融为一体，激发农民共同成为乡土文化复兴主体的关键。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三农”问题
中华民族以灌溉农业为主流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根据考古发掘，中国人七千年前就驯养了野生蚕；六千四百年前驯化了野生稻。因此，我们是以灌溉农业为主，并由此养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群体基因的文化内涵。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之中，中国氏族部落的聚居社会就因不断向多样化的农耕文明进化，逐步发展成以“村社共同体（village-community）”为家族载体的小农经济社会。
中国人数千年聚居于村落，大体上世世代代共享村落边界内的以土地、水和山场为主的资源性财产，逐步形成了建基于其中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这种东方农业文明中的社会共同体能够内部化处理合作交易成本和降低外部风险。这极大地不同于西方人历史上所表现的出的“个体理性”和“资本理性”。如果对比欧美和中国的历史博物馆，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对大规模杀戮的场面做过艺术表达。表明中华不是一个对外掠夺、扩展的民族，而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欧洲的壁画，乃至于雕塑、地毯，很多艺术品都在刻画战争。这是也表明了客观事实：欧洲的长期分裂导致的战争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没打完，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国家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才成为统一的政治国家。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由秦国完成统一，成为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直到近现代，中国人先是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后是参照西方列强的现代化模式发展“跟进型”工业化；这些外部强势物种进入乡土社会，才使得村社共同体遭到彻底衰败的危险。于是乎，新乡村建设早在20世纪初叶就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的选择。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至21世纪的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深受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发生的两轮工业化都因处于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传统产业转移的国际大潮之中，而获得了空前机遇。其间的重大转折在于：中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因朝鲜战争承接的是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而七十年代以后向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开放，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霸导致中国在亚太领域中的地缘战略地位上升的机会，完成了对以往“偏军重”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而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首先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不能像其西方宗主国那样搞殖民化掠夺来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同理，其城市化也属于资本集聚的经济过程，一般也是从农业、农村、农民提取剩余，形成积累。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就都会促使农村资源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导致本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三农”问题的产生。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人口与资源关系相当紧张、农民高度分散、资本绝对稀缺的国家。随1950年冷战中爆发的朝鲜战争对中国工业化的强烈需求，国家采取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统购统销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客观上促使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形成和延续，一方面有助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从农村集体提供剩余，另一方面农村集体则成为承担城市产业资本积累过程中遭遇经济危机时转嫁代价的载体。20世纪60—70年代的3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20年里总计约2000万在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劳动力，下乡到约9万个人民公社所属的约80万个生产大队的400万个生产队去“插队”的过程。而除此之外，还有大致相等规模的农村中学生（属于不列入政府就业统计的“回乡青年”）回到2亿社员农户家里去“插户”。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人口的、大陆型的农业国家，依靠此种真正的“比较优势”，成为全球唯一不留下“外债后遗症”而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并且最为难得的是：没有向外资出让或抵押本国资源主权。
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再次遭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且表现为财政赤字大幅增加时，在没有毛泽东无限威望号召青年人“上山下乡”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从不经济的农村领域退出，遂有人民公社被解体。
与此同时，与1950年完成土改以后城市危机得以缓解的情况类似，农村实行“大包干”，农民再次恢复了村社小农经济。但，这也是一次“政府全面退出不经济的三农”……自1984年全国推进集体化解体的同时，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从10%以上下降到不足3%；连同政府基层管理部门和人员经费在内的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农业生产方面的公共服务的各项开支都“摊税入亩”落到农民头上。只是这一次的客观条件不同：人地关系更加紧张，且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进一步固化。
这个时期利益上与农村相对立的大趋势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城市经济在完成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后，必然会进入到产业资本的调整和扩张阶段，占据主流话语权的城市产业资本利益群体遂根据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要求相应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内，产业资本进一步要求农村继续成为提供剩余的来源；对外，则利用冷战终结后金融资本主义统一“两大阵营”市场的时机，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出口创汇，开放沿海引进外资。
直到1993年，中国再次遭遇“三大赤字”的特大经济危机时，农村随即成为承担危机代价转移的“重灾区”，不仅农产品价格连年大幅下降，而且财政捉襟见肘、人员臃肿的地方政府，以强行征收各种不合理税费的方式剥夺农民。也因此，1996年“三农”问题被政策研究人员正式提出，但没有被接受。
随着金融全球化愈演愈烈，资本从核心国家自由流动到外围国家攻城略地攫取利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各种外围地区相继发生金融危机；也埋下了最终反制核心国家过剩资本的隐患。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自此外资大举进军中国，中国已经不可避免的融入到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生产体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也从内向型积累自我发展的模式，转变成出口导向型经济，过渡依赖外资外需。原本中国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就是以军重工业为主，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基本经济规律作用下，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城市保障体系之外，这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一开始就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在随后的多次重大改革过程中，路径依赖使然的各级政府均选择了“排斥农村”的政策内涵。处于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中国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的“输入型通缩”经济危机时，在产业资本集体的要求下，以大规模的投资城市化基本建设拉动经济的发展。
整个九十年代，国家如此偏重于城市的政策，改变了八十年代因允许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而出现的城乡差别显著缩小的趋势，不仅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也拉大了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三大差别加剧势必造成内需下降。于是，中国经济迅速转变为外需拉动。
由于沿海地区成为这种外向型经济的重心，于是，内地农村三要素资金、土地、劳动力被资本大量持续抽离进入城市，为依托城市的外部资本贡献剩余价值。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不断的去组织化，对城市资本的剥夺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力。这种对农村掐“草尖”式的剥夺，留给农村的是几亿的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由他们生产经营的农业必然会转变成节约劳动力的化肥农药农业。面对强势的资本，分散的小农农业相当弱势，农村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所以正规劳动力基本上都选择外出打工。
中国传统的“粮猪型”种养兼业的循环经济以亿万农户为载体，很大程度上是“半自给自足、半商品化”的，能够实现户内均衡外部市场风险。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危机的爆发，粮食饲料价格的剧烈波动，稳定的传统“粮猪型”农户经济也基本上解体，农户养殖业变得极为不合算，市场风险极大。目前，如果仅仅单纯依靠农业收入，几乎所有的农户都是破产的，他们必须一手依靠打工收入，一手依靠农村提供的居住环境。遗憾的是，国家多年来对“三农”领域的欠账，已经使得农村不再有适宜的居住环境，无论是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还是传统农村社区文化的失落。
三、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再认识
中国6000多年的农业史从来是生态环保的，是资源节约型和生态环境安全型的，因而是可持续发展的。短缺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造就了中国农民极端节俭、克制欲望、任劳任怨的品性，以及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
最近30年来，在以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倡导农业现代化，要让有限的资源来为农民增收，其结果是农业的化学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并且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使农业变成立体交叉污染最为严重的领域，产生了严重的“双重负外部性”，乃至于食品不安全。传统农业是自然过程合一的，不会造成污染，是创造正外部性的，但经营者可能收益低下；现代化的农业可能给个人带来高收益，但是必然造成污染，代价由全社会承担，造成负外部性问题。
以往，主流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逻辑认为传统农业是落后的代表，甚至说成是封建专制的基础，一旦我们在现代化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将传统农业与石化农业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前者所内涵的生态多样性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文化多元性，它为社会带来的整体正外部性，表现为生态平衡、环境秀美、食品安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多功能性。农业本身的家庭分散经营在资本据其标准化、信息化、统一化优势而主导的市场里，必然是弱势的；同时，大部分的资本工业企业都会在获取自身利润的情况下带来整体社会的负外部性。
鉴于此，政府有理由通过对资本的税收转移支持乡村建设，这才是对全体人民的负责。中国几千年来，除去因天灾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导致的战争破坏之外，小农村社社会一般都是平和稳定的。他们的社区生活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完全不需要为了生计而对外侵略殖民，他们大部分时候喜欢保守而安于现状。由此，中华民族为人类历史创造了无数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
正如前述，中国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依然成功实现工业化，而这也有赖小农村社的独特作用。中国在工业化的各个阶段均遭遇过外来投资中辍或者资本短缺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农村村社多次起到承载并最终化解城市资本转嫁代价和成本的作用，避免了国家的动乱。而小农村社之所以能够起到化解外部风险的作用，必定有其内在的基因机制。在当今全球资本化的动荡年代，国际金融资本频繁转嫁危机的时期，一向被低估、被抛弃的小农村社制度所具有的某种优势就非常值得人们重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小农村社及其内在的“村社理性”。
中国地处大陆性季风气候带，水利是以地表灌溉为主的农业的命脉，而水利灌溉尤其需要上下游的接续与社区内几乎所有成员的合作和协调。因此，中国农村历史上就存在多种多样的合作经验。村社共同体，就是这些合作的一个基本单元。村社理性是乡土中国异于西方典型理论模式的一个核心机制。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村社理性，主要体现在单家独户之外、需集结众家之力才能办成的领域，如治安团防和水利灌溉。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生产生活互助也构成村社理性的重要内容。
根据一些研究，清朝乃至民国时期农村社区中公田平均达到20%—30%，而且越是资源短缺地区公田比重越高，最高者达80%，这种患难相恤的合作对于维护社区稳定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代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工业化早期，村社内部通过资源整合获取全村收益最大化的例子俯拾皆是。
中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那些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村社集体，大都有赖于农村改革前人民公社集体时期仍旧保留下来的村社理性机制，顺利完成资本积累而跨入到工业生产阶段，从而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
在当今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案例中，最成功的农民合作社依然可以通过打造社员集体共有财产关系、组织社员文化及学习活动来重新构建内涵“村社理性”的社区有效动员机制。这样的机制一方面能够内部化处理村社内部成员合作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有效化解外部市场波动导致的进入风险。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农民合作社能够做到进退自如，基础稳固了，可以随时抓住市场机遇尝试各种手工艺项目、生态农业项目、金融服务项目等等，一旦成功就有收益，即使这一次失败了还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争取下一个机会；相反，有的却进去了一旦遭遇风险，就再也起不来，被重新打回原子化状态。
从农村生活的长时段来看，村社理性无疑有助于社区获取此类风险收益，抵消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机会成本。这既可以提高农户的福祉水平，也有助于实现整体社会的稳定，并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四、金融化时代的乡村建设
2008年源于全球资本主义中心内爆的金融危机，必将影响深远，既是加快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全球转嫁危机代价的步伐，也是全球资源进一步资本化以及社会关系金融化的同步过程。
当前的全球危机，严重影响着人类文明和自然生态；面对这一全面危机，主流话语下单纯的经济调整无济于事，更会加剧社会动荡，甚至引发族群和宗教等社会冲突；不仅威胁人类安全，而且恶化已经造成的生态灾难。
我们正站在关键的历史交叉路口上。人类应该提倡生态文明及其内涵的多样性文化，促进包容、公正的可持续发展。
诚然，我们必须理解中国的主流：中国人在十九世纪被帝国主义肆意侵略而主要记载了对抗性斗争的成败得失；由此把一个时期的激进精英引领斗争当做历史主流，并且成王败寇地把这种主流经验进一步意识形态化。于是，这种被动应对西方中心主义强暴浸淫的过程不仅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正确，而且内涵性地具有价值观和批判标准。
相对主流历史及其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而言，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传承的一种“建设性的改良”，是更为久远的民间社会史的延续。我们应该在继承乡村建设这种有历史意义的事业中，提高自主性和自觉性，特别注重发掘整理大众广泛参与的民间社会史，据此推进海内外的合作交流；这会有利于人们在全球资本化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大乱局之中，更为平和地理解“3P和3S”所阐释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更为自觉地维护“多样化为内涵的生态文明”。
近年来，中国两岸三地汇聚了海内外一些思想界的同仁，指导、培训了很多青年志愿者，在中国各地开展了体现社会渐进改良思想的、内容广泛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参与者何止成千上万。值得欣慰的是，这与中国执政党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新农村建设”明确为国家战略，而且于2007年10月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思想，完全呼应。2012年执政党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国家大政方针的背后，是全球危机发生前后连续多年对“三农”领域高达几万亿的大规模投资。某种程度上，这种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投资拉动，有效缓解了2008年以来国内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未来中国在资本过剩的压力下若走城镇化战略，恐怕政府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将会带动更大量的资本下乡。一直以来农村“三要素”净流出的局面会得到改变，这对乡村建设既是历史性的机遇，又是极富挑战性。
我们说当前这样一个全球资本化的时代，所谓的发展无非就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新乡村建设无非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3S”的理念和原则，即社区资源主权（sovereignty)、民众合作联合（solidarity）、生态安全（security）；以此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sustainability）。我们希望劳动者可以组织起来，自主的利用本地的资源，创造在地化的经济基础。
结语
过去十多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海内外广大志愿者和下乡支农的高校年轻人通过协助农村留守群体、进城打工者和市民参与式生态农业的多样化社会资本建设，已经摸索出了一定的组织经验。这个期间，我们已经带动了二十万高校青年参与下乡支农，培养了数百位驻村锻炼一年以上的青年支农骨干和几十个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乡建知识分子；此外，我们举办了数百次大学生、农民和市民多元结合的培训和会议，还安排了多个国际交流项目，主办了两次相关的国际会议和两次与发展中国家做知识分享的“可持续实践南南论坛”。
最近10年的乡村建设已经发展成当代中国最有包容性的社会网络，构建了志愿者“自由进退”的参与式体系，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青年和城乡群众自觉地参与其中。这些都表明，乡村建设是非主流的社会试验：这个系统不是NGO，没有领导者、没有总部、没有专门经费……相对于西方现代化社会中的NGO组织必须的高昂制度成本，乡村建设这个扁平化大系统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
面对危机四伏的未来，我们更需要重视东亚社会在维持生态文明中形成的村社理性的积极作用，构建以村社为基本单元的多方合作框架；同时，在拓展“生态农业互助网络”的渐进改良之中，进一步推动城乡良性互动的、参与式的社会农业（CSA）的发展；以及在恢复农村的广义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乡村建设，本意是生态文明立足之基的“乡村文明复兴”。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前辈们在开展乡村建设中提出“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到当代乡建志愿者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3P和3S（参见上文），都有一个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共同点，那就是要在这个乡土中国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坚持“四自”方针：一是要走“自下而上”的道路，深入发动基层群众；二是探寻“自主发展”社会资本的方式，维护民生所赖之资源和环境；三是形成“自我赋权”的制度条件，提高与社会可持续权益有关的组织化程度；四是发展“自治管理”，充分依靠丰富的民间力量降低社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