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上城乡关系变迁看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促进新型城镇化
李孜：国立新加坡大学环境设计学院，乡村营建社联合创始人
2014年3月16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表述，新型城镇化将作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都在不断的演变中：一段时期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乡村的经济得以发展；另一段时期城市得以发展，乡村的经济受到抑制；但是如果失去了市场的调节，城市和乡村可能都会形成资源和人口对流的抑制，两者发展都受限。历史上城乡的变化可概括为5次变革，在这些变革中，国内和国外的市场作用带来的制度变化，对城乡关系的演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当下，中国乡镇在互联网，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商务的推动下，又大大增加了城乡信息、商品、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源的流通机会，将增进城乡市场发展，带了乡镇产业升级，促进居民就地就业，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第6次城乡的大变革正在孕育。本文通过概括中国历史上5次变革，试图理解中国现在的第6次城乡的变革的背景和方式。
历史上城乡关系的5次变革
2014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强调“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回顾中国传统社会(傅衣凌, 1988)到现代社会，市场的作用（封闭的国内市场和开放的国际市场）和制度（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的设置，深刻影响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城乡的关系经历了5次变革：1）从唐宋大城市集聚发展到明清乡镇网络化发展；2）五口通商后口岸城市发展；3）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的城乡二元化体制（户口制度）；4）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及乡镇企业带来的城乡一体化；5）92年后的对外出口型经济推动下的城市化。现在，中国开始进入第6次城乡的变革，就是互联网、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商务的发展，带来的城乡市场统一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契机。
历史的城乡变化的规律可以理解为——国内相对封闭市场的发展可能带来乡村的经济得以发展；而国际开放市场可能带来到的城市优先发展。如果城市和乡村发展失去了市场的调节，城乡可能都会形成资源和人口对流的抑制，两者发展都受限。对于城乡关系发展的可以概括如下：
1. 唐宋大城市集聚发展，到明清乡镇网络化发展，到清末五口通商前的大城市受限制，而农村地区市镇，农村市场和农村得以发展。唐宋时期，和平鼎盛时期，人口约5000万到1亿人之间，人均耕地比较多，人均生产粮食和人均余粮比较多，可以支持占总人口的20%以上脱离农业的市民生活在城市。长安城，汴京以及临安在这样契机下可以支持100到200万的人口，同时作为当时全国贸易中心和世界的贸易中心之一，城市作为全国最大的非农业就业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由农村地区市场发展起来的市镇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的标志开始出现，而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增加带来的农村市场兴旺带来了市镇（market town） (傅宗文, 1991) 的发展。南宋有1280个镇，及4000个集市 (赵冈, 2006)。 中国城市化开始走在一种城乡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到明清农村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从宋5千万到1亿的人口到清中后叶近4亿人口），人均耕地减少，人均生产粮食减少，人均余粮相应减少，导致可以摆脱农业生产的城市居民占比减少（宋朝4农民养一个脱离农业的市民，清朝要到6个农民养一个）。这种情况下，农村市场发达，市镇发展迅速，集市镇数量增加，而城市的发展收到粮食供应的限制，发展受限。到1820清中后叶，有人口3000-10000人的小城镇约1100个，2000-3000人小镇约1500个，有人口920万，2000人以下的集市30000个 (Rozman, 1973 ),以自耕农为主的清朝出现了半农半手工业生产的新情况。
2）从1843清末五口通商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被迫对外开发，城市加入了国际贸易市场。这时，国内城市和农村形成形成的贸易封闭循环被打破，特别是城市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有发展优势，而城市也可以由进口农产品来压低本国农产品价格。由清朝传统的帝王统治到三民主义践行，制度几经变化。由于城市和乡村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平等，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乡村的发展脱节，城乡距离拉大。这一时期，城市得以发展，乡村的经济受到抑制，甚至凋敝，以至于梁漱溟提出“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 (梁漱溟, 1933)。
3） 1950开始到1980，由于新中国建立后遭到其他国家的封锁，中国开始自力更生。同时，土地改革逐步完成，地主和富农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了发展百废待兴的工业和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国家开始实行 ‘统销统购’ 。通过合作社在农村强制征收农民余粮，通过城市户口登记制度在城市统一分配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城乡由户籍制度隔离成两个体系。之前的3个农村余粮的渠道，地主买粮，农民卖粮，和政府收粮，变成只靠政府征收的单一渠道。制度上以农村合作社 (林毅夫, 1996)，和城市公私合营，行政手段代替了市场作用，失去了市场的调节，城市和乡村受到资源和人口对流的抑制，两者发展都受限，市场逐渐失去作用。到1978年，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处在重重危机之中。
4）1980年代初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 和‘统销统购’取消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农村经济和城乡市场都得以恢复，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同时，对外还刚刚起步，中国还处于相对封闭的国内城乡市场的阶段。先发展起来的农村支持与农村紧密的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在农村蓬勃发展，形成了苏南模式（江苏南部），珠江模式（广东福建），温州（江北部苏）模式，宝鸡（陕西）模式，常德（湖南）模式，民权（河南）模式等不同的发展模式 (周爾鎏，张雨林, 1994)。这一时期，国内封闭市场和农村改革的成功使乡村的经济发展显著，城乡收入差距迅速减小，局部地区农民收入超过市民收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让约1亿农民就地就业。在制度上，是中央放经济权和审批权给地方，地方好的发展模式受到中央的肯定和推广。到1992年，邓小平深圳南巡，发展重心回到城市，实施投资拉动出口型的增长模式，城市工业和国际技术及国外融资结合，乡镇企业在这个竞争中处于劣势，乡镇企业带来的城乡一体化有所减弱。
5) 1992邓小平南巡 ，再次肯定了改革开发政策 和特区发展模式 。经济工作重心移到城市和发展对外出口型经济。之后2000年，中国加入 WTO协定 ，近一步融入国际贸易市场。城市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国际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城市成为对外出口的生产基地，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的工厂，乡镇企业因融资渠道有限，竞争力不足，只有少数企业发展壮大，由中国内生消费引导的乡镇企业发展告一段落。 由于城市和乡村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平等，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乡村的发展脱节，城乡人口收入差距拉大。这个时期，国际市场带来城市的发展，乡村的经济受到抑制。
城乡关系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
表1城市（镇）数量和规模变化情况
来源：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4)
图1 中国现在的行政体系和城市化机制
而在这个快速城市化的背后是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二元城乡结果日益突出。地方政府将农村土地以市场的价格推入市场，实现土地的城市化，同时吸引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劳动力。土地和劳动力吸引国际国内资本，迅速发展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是，一是农村土地引发民众和政府的纠纷，群体土地维权事件不断。16%的农村家庭在最近一波城镇化过程中遭遇过征地、拆迁。二是，农村来的劳动力无法得到城市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致使2.6亿人口（未取得城市福利的农村外来人口）成为城市边缘人，他们的下一代也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三是，大型城市已不堪重负，以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一线城市，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资源，生态和其因素制约。所以，李克强总理(李克强, 2011)提出了人的城镇化，其核心就是要让农村人口真正变成城镇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镇来实现这样的人口转变，并实现农业现代化。 而更近一步，新型城镇化，做为旧有城市化的升级，应该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0%。而城镇发展朝70%城市化率迈进的过程，其将制造可以支持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的投资和消费力，这就是这轮发展的目标之一。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将会更多地集中于中小城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准备再次发挥主导作用。如何走上一条可持续的城镇发展道路，我们需要思考新的城镇发展机制，代替中国30年来以资本和土地支撑的旧有发展模式。
第六次城乡大变革——从中国历史上城乡关系变迁看电子商务促进新型城镇化
2013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布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其中第六条‘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对中国下阶段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做出了详尽的说明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2013)，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中提出’打破二元结构，需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2014年3月16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4)，着重提出‘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具体阐述了通过‘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建立‘现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创新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和‘加快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和经营组织形式创新’。 可以看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商品，人力和土地市场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未来城镇化的重点。
同时另一个重塑城乡关系发展互联网技术正在迅速发展。阿里巴巴为首的网络公司们，所代表的是占2013年中国消费总量的（2013）7.9%的网上消费，通过 5亿手机互联网用户和6.18亿计算机互联网用户 ，支撑了3.02 电商就业。而这对城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些电商在没有政府经济和设施支撑下，解决了城镇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城乡的就业问题。2013年，中国出现了20个淘宝村及（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涉及家居，服装，农产品，小商品和户外用品等多个品类），到2103年底，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网的乡村网店达到105家，比2012年末增加76.3%，净增76.3％。电商集中的县城也发展迅速，在河北高碑店（箱包），山西临县（杂粮），江苏睢宁（家具），安徽舒城（童车），福建安溪（茶叶），山东博兴（草编），四川青川（干货）和浙江遂昌（竹茶生鲜）。遂昌县城共5万多居民拥有1500多家电商。这个趋势，为中国乡镇发展带了巨大地契机。
电子商务和手机移动商务（阿里巴巴，淘宝，腾讯和百度等互联网平台）发展迅速的今天，中国乡镇大量的居民开始利用电子商务和手机移动商务作为进入市场的渠道，线上营销产品，构建社交网络，线下组织生产，收购，运输和社区建设等，实现地方发展和人口就业。这种在虚拟网络和现实乡镇空间的市场和生产的商业模式和组织方法从构，对促进国民的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定上实现‘人的城镇化’这个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理念。在线城镇化模式的创新的在于以下方面：
1）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通过信息技术建立更公平，透明的广泛市场的营销平台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降低地租（旧有城镇化带来的各级政府获得较高地租），形成了多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2）培养广大的电子商务运营商（电商），提供一定的知识和财务支持，实现了城乡人力资源素质提升；
3）促使线下实体经济生产运营，资源利用，社区组织方式和空间营建的变革，对社区的社会资源(Social Capital )和组织资源（Organization Capital）的整合带来了挑战和契机；
4）将弥补政府在乡村的公共服务不足，将一些社区公共服务逐渐交给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来提供，为地方政府提高服务管理水平提供了途径。
可见，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正带来第6次城乡变革。
一脉相承的城乡变革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贝内德托·克罗齐
大片农村紧密联系小城镇得到发展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最少有两个时期出现过，那就是传统社会的明清乡镇和集市快速发展时期，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后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阶段。这两个时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在市场上，加大国内城乡资源的交流，形成统一市场，在制度上，政府放权，充分调动地方和社会力量。
传统社会的中国城乡发展时期和现在的情况差异比较大，而1980s的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城乡一体化的前景却是可以展望的。在1980改革开发初期，相对封闭的国内城乡市场中，由于农村经济在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和城乡市场逐渐开放中恢复起来，由农业积累来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这种小镇工业发展和农村的现代化在1991已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的乡镇企业产值突破了1.1万亿元，占当时的全国生产1/3，与国营企业产值相当‘农民自觉自愿，兴高采烈，但也是千辛万苦的，在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得情况下‘带来1亿农民转移成乡镇企业的工人 (费孝通, 1994)。这是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的一种尝试，使农村地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使农村走向了城镇化，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前景，一条中国特色化的现代化道路。当时的中央政府正是推动城乡市场化程度，采用了地方摸索出来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将其因地制宜地制度化（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乡镇企业模式等），使全国上下生机勃勃。
对比当前情况，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出口确实受到限制，政府希望将国际投资拉动型的城市化模式需要逐步转变成内需消费拉动的城镇化。统一城乡市场，确立农村土地产权，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土地，资金和人口的更有效配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4)提出将‘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与1980年到1991年‘在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得情况下’，‘带来1亿农民转移成乡镇企业的工人’ (费孝通, 1994)的情况有何等的关联性？
事实上，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促进的第6次城乡变革是延续这个思路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
乡村的自下而上的产业化发展没有止步，由农业和乡镇工业向服务业的升级已在进行。中国乡镇在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商务的推动下，又大大增加了城乡信息，商品，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源的流通机会，将增进城乡市场发展。以农产品为例，单是2013年阿里平台上经营农产品的卖家达39.40万个，同比增长112.15%(阿里研究院, 2014)。同时农产品的配套服务业发展迅猛。单是邮政快递，2013在淘宝网（包含天猫）的平台上，农产品的包裹数量达到1.26亿件，增长106.16% (阿里研究院, 2014)。
这些增长的背后是新的乡村发展模式的组织方式。以遂昌县为例，由遂昌网协的的发展标志着“协会＋公司“的“地方性农产品公共服务平台”，以农产品电子商务服务商“的地位探索解决农村（农户，合作社和农企）对接市场的问题。同时以“赶街——新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深入到每个村，对接到有需要的每个村民，实现在农村电子商务代购，生活，农产品售卖，基层品质监督执行等功能。这正是以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通过信息技术为乡村建立更公平，透明的广泛市场的营销平台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降低地租（旧有城镇化带来的各级政府获得较高地租），未来将形成了多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同时，培养广大的村里的农产品电商，提供一定的知识和财务支持，实现了城乡人力资源素质提升。进一步，“赶街”布局线下网点，与村里传统的小卖部嫁接，促使线下实体经济生产运营，资源利用，社区组织方式和空间营建的变革，对社区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和组织资本（Organization Capital）的整合带来了挑战和契机。而遂昌网协和“赶街“帮助村子的建立供需平台，培养人力资源，完善公共服务，正是弥补政府在乡村的公共服务不足，将一些社区公共服务逐渐交给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来提供，为地方政府提高服务管理水平提供了途径。遂昌案例只是蓬勃发展的乡镇互联网建立新的城乡关系的涌现出的众多案例之一。互联网大大加强了城乡信息，商品，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源的流通机会，将增进城乡市场发展，带来乡镇产业的发展，促进当地人就地就业，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中国社会的地方基层的实践从没停止过，伟大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让我们以史为鉴，投入到当下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带来地第六次城乡变革中，发现因地制宜的地方实践模式，感受新时期城乡发展的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