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抽空回了难得一回的农村老家（父母也已搬离）及媳妇老家，沿途经过省内东南几个地区。最大的感受是，村里到处是两三层类似独栋别墅的村舍（据说没有小楼的家庭是找不到媳妇的），唯独没有几个人，打听之下才知道，很多村庄不但青壮劳力没剩几个，儿童也多随父母入城读书了，唯余等待合并的小学。除了老人就是少量妇孺。仿佛抽离了灵魂的躯壳！看到此文，深有感触，转发之。
《财经》记者 高胜科/文
春节期间有各类温馨和怀旧故事，我要写的故乡杂记却显得些许残酷和悲戚，可惜这并非杜撰虚构，而是真实的写照。田园故乡不止是在生病，而是有关于忠孝道义的一切伦理气息彻底死去了。
连我自己也费解，在讯息如此发达、科技如此创新的现代社会里，为何这群人的生活竟会如此？可惜，这便是赤裸裸的人性，无论你愿不愿意，它都摆在那里，真实地发生，并伴随着时钟的摆动继续而又变本加厉。
如果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经，那么，我的故乡如此沦陷的方式，以及这首难唱曲的哀婉程度，都显得荒诞不经。
这是装满了我童年记忆的东北故乡，尽管家人早已搬迁，但我还是每年都回到这里，光顾老宅，在年节中拜访族中长辈老人，并对死去的亡灵焚纸烧香尽一点绵薄的传统孝心。也可以说，多年来，故乡从未离开过我的视野，并因为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疼，为生活在这里的村人遗憾而痛心。
一 新时代老人的“旧社会年关”
故乡还在，但村子的魂魄早已死去，宗族家训的血脉早被抽空，只剩下碧水青山难得好景致的一张皮囊。
春节期间，村里一些高龄老人正在东北的火炕上忐忑地活着——他们因活得高寿而倍感内疚。自杀之心早已有之，有着同龄老人的彼此宽慰、相劝，死心虽然没了，但活罪难逃。
准备年夜饭时，村里一位年过8旬的阿婆刚刚被骂，幺儿的媳妇掐着细腰、抱着孩子，把她“祖宗八代”骂了个遍。
几天前，老人被家人推倒，摔在院子里的台阶石下。带着淤青的伤，拄着柴火拐棍，老人弯腰生起了灶火、烧热了火炕，因为做的一顿饭菜不合口味，七碟八碗的饭桌子被儿媳妇猛力掀翻，椅子上的一盆酸菜被扣翻落地，冒着热气，滚着汤水。收拾碟碗碎片的过程，老人不敢言语一句，头垂得很低。
此时，老人的小儿子正在村里小卖部的麻将桌上酣战了两个昼夜。当然，即便在家里，儿子也不敢发声，至多是默默帮助母亲收拾散落了一地的碗筷残局。
在东北，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也最喜庆的节日。因为节气使然，每年农耕一茬玉米，按春种秋收的时令，瑞雪隆冬正是村民农闲之季，也本该是众亲友朋团圆、几代人同享天伦之乐的时刻。可在村里，春节越近，老人们的生活越发孤单和悲催了，挨骂被打的间隔也更短了。频率最高的一句诅咒是——“老不死的东西，你怎么不早点走（意指去世）了”。
受此待遇，正是因为老人活得太高寿了，“老了就不中用了，也是小辈们的生活累赘”，老人这样告诉我。偏偏这又是东北地区一个闻名全国的“长寿之乡”，90岁以上甚至过百寿命的健在老人还有很多。根据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这里出过一位寿享164岁春秋、经历了“两朝七帝五总统”的老人。这名老人被家乡的政府部门作为光鲜的外宣名片，而长寿老人的现实生活却鲜为人知。
在我的故乡，类似邻家阿婆的故事不是个案，而是一群老人的镜像。几年里，我曾利用回乡之时，去拜访过村里年逾75岁的一些老人。他们的生活境遇不堪，更远未享到晚年之乐。他们并非膝下无子女儿孙，并非老无所倚，讽刺的是，子孙满堂都在村内，却老无所养。
田婆（化名）已经89岁高龄，在大年初一的清早，她盼着能有儿孙们来探望她。直到炊烟日暮，她终究还是失望了。儿孙算起来超过30人，没有一个人选择在这一天陪她安静地聊聊天。几年前，老伴因病去世，让她更为孤单。田婆患有多种疾病，以往因为治病的事，闹出了不可思议的笑话——在治与不治的争议中发生了打闹，儿子之间拳脚相加，妯娌之间早已素不往来。
新年的第一天，最先来看她的，是村里一位比她小五岁、比她更孤独的老人。两个老人曾在几十年前因为一桩旧事生怨，曾发誓老死不相往来，可最终还是没能战胜孤单。那个老人拄着拐杖，拖着老寒腿，尽管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却也要走走停停，经常来说话、打发彼此的孤单。
直到大年初二，每个儿子分别送来了200块钱。这是老伴活着时定下的规矩——每一年，每个儿子给200元算是“养老费”。这个数额也是经过了多年的“拉锯”协商敲定的。因此，在一年的365天中，除了送200块钱以外，儿孙再很少出现。
大年初三，田婆突发痢疾病倒了。前一天，他的一个儿子和儿媳除了送来200块钱，还带来了一箱牛奶。老人喝下后，频繁地去厕所——这箱牛奶过期了半年之久。这不是第一次，以前，田婆每逢生日时，有儿媳妇把家里吃不完、或者即将坏掉甚至已经腐烂的水果送来。
村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年过百岁的老翁，儿子倒还孝顺，却意外地死在了不孝的儿媳手中。老人生前已查出患病，医生叮嘱过家属，发病时可及时送医就诊。然而，在老人最后一次发病时，最先发现的儿媳却故意紧闭屋门，未能及时告知当时就在院子中的丈夫，让老人错过了送诊抢救的黄金时间。
出殡之时，儿媳比儿子哭的更为厉害，也是把一场孝顺戏演到最逼真的明星。她一会儿长跪在黑土上不起，一会儿又扑在坟头嚎哭，几个男人都拽拉不起身。在场的很多村民夸她孝顺，当然，也有人发现她一边假哭，一边用手从嘴里蘸着口水，不断地向眼睛上涂抹。事后，很多女人学会了这个招数。
为了让老人死的迅速而又悄无声息，一些狠心的儿媳还会在食物上动动脑筋。通过在一日三餐上节食减量，让老人在长年累月的自然饥饿中走向死亡。明知如此，老人却不敢声张，否则家庭内战将会迅速引爆全村人的围观。
婆媳之间的先天积怨生恨，在中国一些落后贫穷地区并不罕见，但是，毕竟是一家人，缘何如此视为仇敌、针芒相对？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思考。孝道礼教的殆尽，宗族传承的断裂，也许正随着这个村的民风凋敝而来。而且这恰如一场瘟疫，很快蔓延滋长起来。一些外嫁到村里的女人，从开始的不解，到入乡随俗的接受，再到变本加厉的效仿，最终很可能成为心藏蛇蝎的最恶毒之人。
每次回到故乡，附近的阿婆阿公总愿意找我聊天，也许是因为孤独太久，又没有一个适合倾诉的对象。约在十年前，我刚大学毕业做记者时，邻家的阿婆对我说，“你这个写字的，应该写写咱们村不顾忙闲、不务农事的麻将风气。”
而最近几年，每次春节归乡，阿婆的说法又变了，“你是做记者的，你应该曝光一下村里的不孝风气，这群媳妇们作（意指“折腾”）翻天了”。
群山遮住了村人的眼界，而素质与修养的缺乏，又让他们并未学会正确使用工具。城市中的刀具，传入村内，但村民并未用它切菜，而是无师自通地发明了用它来扼杀生活。包括有限的娱乐方式，也在被歪曲利用着，成了村里老人眼中的糟粕，流传甚远。
二 未有节制的娱乐
从2015年开始，微信在村里的男女圈里流行起来。可是因为村里太过偏僻，家庭座机入户尚不足十年，联通网络至今在村里还没有信号，移动网络信号只在个别地段时断时续。即便日常通电话时，也会经常掉线。
这并不影响微信的使用，他们不会抢红包，只用微信通联外界，并企盼着外人能拯救自己。因为打字慢、识字有限，使用的习惯是按住说话。最急人时，刚说了几句，未等按发送键，信号中断了。于是，村里时常会看到这种特殊的场景，有人在房前屋后往返很多遍，双手高举着手机。
2016年春节，在家里的老人们生不如死、正遭活罪之时，几个农家妇人在密谋着一场向外省远征的组团“约炮”：通过微信，她们在陌生的群里与自称“很有钱”的外地人夸夸其谈，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但已被“有X套房子、有X辆车、有大把花不完的钞票”的条件所吸引，她们也刻意地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几岁甚至十几岁，并时刻准备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见面”——如果对方条件好，她们便不计划回村。
最早先，村里的娱乐方式是略显单调的麻将与扑克。这个风气在长达20年的时光中长盛不衰，年老者负责操持家务、照看孩子，而坐在麻将桌上的是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女和一群敢于下赌注的年轻人。若是农忙时，白天种田，在家里吃过晚饭，一路小跑地直奔牌局，奋战到后半夜。
如农闲时节，麻将牌局会持续几个昼夜，直到把兜里的钱输光才肯回家。中途只停歇片刻，泡一碗方便面、吃几片面包或者撬开一瓶啤酒填肚子。为了就地取材、节约时间，这些赌局常设在小卖店中，赌家们一手搓着麻将，腾出了另一只手啃着面包就着香肠。
春节期间，从年初一，直到月末，都是牌局的最盛时光。走门串亲的外地人多起来，新旧牌友们云集一决高下。
两年前，村里个别时髦的女人将广场舞带回了故乡，风靡至今。邻村的小学互相合并，我童年读书的小学已废弃多年，跳舞者将学校的教室打通、粗糙改造一番，如到夜晚，拉上路灯，歌舞升平。一些村民刚从田地里放下锄头和铁锹，未顾得上洗手和吃饭，迅速加入到舞队中，直到体力不支，方才散去。
城市里，多数人无暇娱乐，即便娱乐也视为业余休闲、有所节制，但在我的故乡，更多人是将其作为一种长期寻乐的事业，并为之努力践行、奋不顾身。有时因为赌注太小“不过瘾”，一些人会选择去十公里外的乡镇上或者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中找棋牌室、结交牌友。
娱乐逐渐鼎盛，男盗女娼的不良之风也继而蔓延。村里的离婚者越来越多，令人费解的是，除了年轻夫妻，有的离婚者甚至年近60岁，孙子也不小了。一些年轻人认为这是新女性主义的觉醒，而在老年人看来这是有辱祖宗的伤风败俗。
在两种价值观的对撞难决胜负之下，一位我称之为叔字辈的远亲便离婚了。离婚之前，夫妻两人每天坚守牌局，不顾农事，家中经济窘迫，一处茅草盖成的房子因年代久远成了危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但是，两人无心修葺房屋，只顾牌桌上的输赢。他们也因为牌技过人，而常常被绰号以“常胜夫妻”。
在村里，一些人因为胆量过人，囊中羞涩，敢于“借高利贷”用于赌博，而这样的家庭最终妻离子散，或者远走他乡、避难躲债。
远亲叔叔家的儿子学习成绩很好，没能读完初中便辍学打工。原因很简单，家境贫穷。以往的多个春节前夕，那对“常胜夫妻”的远亲叔叔在牌局上酣战之时，他那年过8旬的母亲多次到乡镇政府的民政部门，为儿子争取低保。在长年累月的哭诉之下，这对已经离散的“常胜夫妻”，还是享受到了社会最底层的福利待遇。
三 在攀比和竞赛中的春节
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时，村里最穷的一个农户再传噩耗，男主人因病去世；大约两三年前，他的小儿子也因病过世了。
男主人去世的几天前，他的大儿子在一群农民的陪同下，乘着当天的早班车去了乡镇上。当天上午，这个低保家庭一次性取出了全年3000多元钱的低保费。这群人刚出政府大门，就转身走进了乡镇上最好的一家饭店，点上最贵的酒水和饭菜，将全年的低保费花费的所剩无几。
这户村民很穷，也始终被村人视作“傻子”对待。大儿子知道，即便是只有一天可以行乐痛快，撑足了面子，哪怕剩余的364天都在听天由命地喝着西北风，也很值得。
“面子”是村里最为讲究的声誉，攀比是村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杀年猪在攀比，如果谁家的年猪杀的最早、体重最大，家人走路也跟着趾高气昂；而谁家的年猪很小，在村民的打探中连走路都不肯抬头。
按东北规矩，每年刚过元旦，村人陆续杀年猪，族人和邻居会前来帮忙，然后在土炕上堆满菜盆，摆上几桌。村人之间在比拼着，谁家的年猪膘肥体壮，谁家的待客方式比较周到，谁家因为吝啬而在菜盘光了之后不再添菜。可能刚从你家放下碗筷，很快，你家待客的不热情和吝啬便会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堡子。
可是，在我听到的众多故事中，没有哪一家村民是真正大方的。即便童年记忆中比较忠厚老实的人，如今也被认为是不喜欢添菜、故意将肉做不熟的“滑头”了。
放鞭炮也在攀比。在农村，每年春节都要燃放爆竹，以前放鞭炮，近些年来流行城市中常见的烟花。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春节期间不时会有火灾发生。在东北的森林山区，一年四季要靠烧土炕取暖和做饭，燃料就是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每家农户都在院内外堆起来足够燃烧一年的巨大柴火垛。以往的年俗中，谁家的柴火垛堆得高，摆放整齐，被认为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这也是农村年轻男女相亲必看的一个物件。
但春节期间，总会有一些不受控制、火花四射的烟花爆竹，钻进柴火垛中，从一个微弱的小火苗燃烧成一团扑不灭的火球。当然，村里也有一些火灾是人为纵火导致的，如果邻里闹了矛盾，彼此最常见的报复手段便是趁着月黑风高，把一根点燃的火柴丢进柴火垛中，并快速地隐匿跑开。
临近春节，每户农民无论穷富，都要购买烟花，每户花销少则三五百元，多则超过千元。这笔开支相当于户均年收入的1/10。
村里罕有外出打工者，即便打工的，也都是男人离家，留下妻子照顾老人和孩子。因为进城能做的活计不多，而且常年讨要不到工钱，是否外出打工也让不少村人在2016年的春节犹豫不决。春节前夕，村里有年轻人在工地上索要工钱没能返乡。当天，他的家里杀年猪，村人为此摆宴庆祝，酒桌上没人关心这个年轻人最后是否讨到了工钱。
通常，选择进城打工的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而更多的人留在村里，进行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需要赔笑送礼，给在村里滥砍盗伐的老板们做工，砍伐森林按日计价，如果每家有两个劳动力，年收入约2万元；另一部分人只能把浑身憨力用在几亩农田上，年收入只有几千元。
但无论收入高低，春节燃放烟花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使命。按传统，爆竹声中辞旧岁，这不仅是新春吉利的表征，更关乎着未来一年的财运时运。于是，村民们也攀比着：谁家燃放的烟花多、买的烟花贵，这是可供炫耀的谈资，胜者脸面有光，意指全村一年的好运都聚集在他一家。
除夕夜里23时，是各户烟花整齐绽放之时。这时的竞赛，变成了谁家的烟花漂亮，喷射的高，绽放的美丽。全家人一边院内欣赏，一边与别人家墙内外绽放的烟花进行比较。落败者，会心有不爽地暗下发狠，明年我一定在烟花上超过你——只有这样，我的日子才会超过你。
四 礼崩乐坏的村风
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在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十多年前，我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当时正是“读书无用论”在村内盛行之时。一个成绩很好的儿时玩伴，在家长劝说下初中辍学。当我大学毕业后靠一己之力打拼，在北京工作、安家，又一度被视为村内标杆，很多家庭心甘情愿砸锅卖铁供孩子读书。近几年情况生变，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村民心目中“赚钱多”的好工作，一些不够自立的子辈，工作后还要时常依赖父母的继续补贴。因此，村子里的教育价值观再次紊乱了，在“孩子是否读大学”的问题上显得左右为难。
不久前，一名在读大学生，被父母劝导准备中断学业，要么回家，或者选择留城务工。劝说的理由是一笔简单的农民账：“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大学毕业后也不是分配，要自己去人才市场等着人要，这和打工没有太大区别。工作难找、赚钱又少，而读书又太费钱了，家里供不起。”
大山隔绝了村人的视野，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日久变得难以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在村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这群一夜暴富的聪明人，是靠胆量起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
在村人的思维中，宗族传统权威早该被打破，唯有自身钱包很鼓的人，说出的话才具有分量，才能服众，才理应被推崇为德高望重。而不用关心所讲内容是对或错，更无须计较发言者的年龄大小和辈分高低。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是最正确的。
这也是一个局限的天地。全村不足百户，拥有20万元以上家产的农户寥寥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只有一条土路通向乡镇，每天有早晚两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大山、进过县城。
没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惜，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我认识的老人也渐次过世了。此后，一个儿孙满堂的家族根基开始坍塌，家风越加败落，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一个尚未成家的小辈不仅可以辱骂父母，甚至还敢随手抓起一把农具冲向他的父母。犹如一棵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枝桠也开始枯落和腐烂。
田婆家的阿公在世时，曾有一个遗愿，子辈能将族谱在春节这天请回来，然后全年烧香祭品供奉。这个提议一再拖延，七八个子女互相推诿。
按农村的祖上规矩，幺儿要和老人生活在一起，长子要替父母分忧解难、操持家族责任。一番争吵过后，长子被迫接下了这个任务。
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因为本身的不情愿和后续生出的怨气，长子将族谱砸个粉碎。让他怨气的是，在请回族谱、准备祭品的仪式前后，族人中没有一人前来帮忙，而大年初一之后，族人们拖家带口蜂拥而来，叩头祈福，求祖宗们能佑护他们大发财源、家丁兴旺，而在离开时只会丢下一两块钱的零钱，而在外被传言“发展很好、赚钱不少”的子孙后代在下跪叩头后，丢下的也不超过十块钱。
当然，不再供祖祭祀，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长子一家在为祭祀忙碌的一年中，他发现，祖宗们并没有赐予给他这个最孝顺的人任何的好运。他似有所悟，原来祖宗不灵了。
后记：
无论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还是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自古以来，乡土文学不乏经典，但这些都只是故事。而我家乡正遭遇的，不是故事，而是一场升级版的事故。
故事是正常人之间的家长里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则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们神智健全，没有任何的精神疾患。这场事故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人性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情味却无比缺失的时代产生的激烈对撞。
小智小慧的农民式思维，自私趋利和数典忘祖的人性丑陋，在这个村中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勤善礼孝的祖训宗规已然荡然无存。四面的盘山峻岭遮蔽了他们的眼界，信息的闭塞、交通的不便，也切断了他们和外界的通联和交融，又加剧了这场无知的荒诞悲剧以野蛮的方式继续上演。
事故发生在东北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县城，县城中最为偏僻的村庄。在这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现代社会中稀缺的碧水青山，与礼崩乐坏的人文环境，极为不符。
追溯村史，祖上一位丧夫的老奶奶用篮子挑着几个幼儿，从山东出发的闯关东中途，路过这一片肥沃黑土，犁地开荒，停留生活。孩子长大后，逐渐形成了村落。
在村内，从一个个至亲，又衍生为多个家族，从祖上追溯都是亲属友朋。祖上起于一枝，本应相亲相爱，而结果却相害相残，在言传身教之下，子辈们也加入其中，斗争更甚。根据村里年长者的回忆，从建村起，到民风蜕变前，一直是民风淳朴、宗族礼教井然，族人也始终被认为是周边乡镇中最传统、憨厚善良的一批农民。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为村里自愿修路搭桥这样的乐善好施行为不胜枚举。
然而，近十多年来，风气每况愈下，几代祖先努力营建的乡村秩序毁于一旦，利益崇拜，砍树刨根，贪利图逸，不思进取，宗族约束力完全凋零，传统礼教全线崩裂。
我经常在想，中国的多数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的“空心化”，很多人在为消逝的乡土文明而呼吁反思，这是因为它走的太快、把文明丢的速度过快。而我的故乡，它却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因为笨重的身躯和闭塞落后，走的太慢了，本该为此庆幸。但不幸的是，它却走向了另一种根脉断裂的的病态极端。
几年来，我始终思考着“缘何至此”这个问题，可惜，至今不能得出那个最准确的答案，况且问题的原因也极为多元和复杂。现在，唯一能做的，以“零度情感”略记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