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五和水稻绝收舆论哗然，超级水稻的报道如何更具科学性；科学研究和商业如何保持一定的分界；中国粮食安全面临怎样的挑战
【财新网】（专栏作家 于晓华）最近媒体报道，袁隆平的超级水稻在实际推广中出现了问题：2014年其杂交水稻“两优0293”在安徽五和县的实际生产中，大规模感染了“稻瘟病”，导致当地水稻基本绝收。社会为此哗然，认为袁隆平以及种子生产商误导和欺骗农民。
在中国大规模进口粮食，粮食安全受到挑战的背景下，杂交水稻在中国是维持“口粮自给”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支柱。袁隆平作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标杆，其几十年来在国际国内广受崇敬。这样的报道，对中国农业政策，对中国农业科技研究，以及对袁隆平本人的冲击是巨大的。
在舆论哗然的背后，冷静客观看待这件事情，显得至关重要。这里面牵涉到几个问题：
（1）媒体报道要注重科学性。
安徽五和杂交水稻发生大规模减产甚至绝收的罪魁祸首是“稻瘟病”。在中国，水稻广泛存在三大疾病：稻瘟病，纹枯病，以及白叶枯病。这些疾病广泛存在，无法根治，感染一种疾病，轻则减产10%-20%，重则绝收。所以，中国的水稻农药施用次数非常频繁，一季水稻正常需要4-5次农药施用，严重的时候需要7-8次。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存在的问题。
安徽五和的农民在2008年之后一直使用该杂交水稻，种子对稻瘟病等疾病的抵抗性在当地退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很可能是2014年该杂交水稻在当地大规模减产的主要原因。
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一定要客观，千万不能误导。
有媒体报道，袁隆平试验的超级水稻亩产在2014年已经达到了1026.7公斤。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产出。达到这个高产量，需要最好的土地，最好的管理，不计成本的人力和化肥等投入；更重要的是需要袁隆平那样的水稻种植知识，可惜中国的农民都不是袁隆平。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水稻产量都能达到1026.7公斤/亩。
粮食增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土，肥，管理，气候等各种因素的配合。这样亩产超过1吨的高产，短时间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大部分土地还是低产地；全中国只有一个袁隆平。所以，应该接受2013年中国平均亩产水稻只有448公斤的现实，但这已经比世界平均产量299公斤/亩，高出了50%。
（2）科学研究和商业要保持一定的分界。
我一直呼吁：科学研究要和商业推广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不是反对科学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用途。在国际学术界发表科学论文的时候，期刊一般会要求作者公开研究资助，以及所研究成果是否受到商业目的影响，至少要求把商业目的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公布于众。
国际学术界早有很多例子证明：如果商业和科学研究靠得太近，其科学研究成果很容易被商业所影响甚至误导，而失去其公正性。袁隆平以及隆平科技受到社会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商业和科学联系太密切。其科学研究的成果很容易被利用到商业炒作，而使得科学的客观性蒙尘。这一点在超级水稻产量报道和隆平科技上市公司股价之间的联动关系上，尤其明显。
由于存在巨大的商业利益，一些媒体扭曲产量科学报道，从而影响市场，也就能够理解。同样，一些媒体攻击隆平科技以及袁隆平本人，同样也会影响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对于一个客观公正的媒体来说，牵涉到商业利益，客观反映科学研究成果，就显得尤其困难。
（3）粮食安全要“量质并进”。
随着中国收入的增加，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正在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从起初的“吃饱“，到现在的“吃好”，到将来的“吃精”。人们消费越来越多的肉食，并对食品的安全，食品的口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对粮食的需求在从一个“对量的追求”阶段，向一个“对质的追求”阶段过渡。
人们消费谷物数量在下降，肉食在增加。这对中国的粮食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直接食用的主粮消费数量在下降，但要求质量更高。袁隆平的超级水稻在产量增加的同时，其质量并没有同步增加，从经济面来看，片面追求数量的超级水稻的经济效益不一定很好。
第二，由于肉食消费的增加，需要大量的饲料作物。这导致了中国玉米产量的增加以及大量进口大豆。与此相关，农业生产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于水稻种植需要更多的人力，水，以及肥料投入，水稻种植面积将来会相对下降。超级水稻的市场定位也可能会发生转移，袁隆平的超级杂交水稻在未来也可能会和日本一样，主要用为饲料作物。
但是不管怎样，作为一个科学家，袁隆平在不断努力提高杂交水稻的产量，从科学研究，以及对中国甚至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作者为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