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我不是省长
就海南“毒西瓜事件”给“绿色和平”的一封公开信
4月4日晚上8点多，我正在上海浦东一家沃尔玛超市购物，突然手机一响，有一位微信好友传来“绿色和平”的一篇公微《毒西瓜事件：拷问海南农产品可追溯体系》，质问我为什么海南疏果老是发生中毒事件。
我随手翻了一下微信朋友圈，看到好多人都在转这条公微，倡导和实践有机农业的“分享收获”当家人程存旺也转发了，我于是给他留了一句话：抱歉，我不是省长。他很快回了一条：哈哈，没事，省长也管不了了啊。
我回到家以后浑身不自在，如鲠在喉。“绿色和平”是名震全球的环保NGO，很有社会影响力，差不多10前年，他们曾“教育”过我的故乡海南岛，发布调查报告曝光金光集团对海南生态林的破坏，轰动全国，也导致金光集团在海南颜面扫地。如今，“绿色和平”又盯上了我的故乡海南岛，这是怎么了？
“绿色和平”这篇公微首先做了新闻回放：近日，在青岛即墨和胶州，12名市民吃了“黑美人”西瓜后，纷纷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患者后被查出农药中毒，有一名孕妇甚至因为毒素侵入到血液中，胎儿不保。西瓜经查产自海南万宁，在青岛产自海南广宁的西瓜已经被查封。但同一产地的西瓜在全国其它省份流向仍然不明。
然后，罗列海南过去5年发生过的几起与农药相关的安全事件——
2015年4月，海南“黑美人”西瓜致12人农药中毒
2015年1月，海南三亚某草莓基地被查出敌敌畏和丙溴磷超标
2013年1月，海南豆角在广州被爆农残超标
2010年2月，海南发生“毒豇豆”事件，波及11座城市
令人瞩目惊心的是，这篇公微拎出一个2011年的数据，称海南单位农药用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近年达到全国平均值的5倍。于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海南是全国农药使用强度最大的省份。抱歉，我不是省长。但是，我知道这个帽子比1000斤还要重，甚至比10000斤还重。“绿色和平”没有提供这个数据的来源，而且用一个2011年的数据来下结论，还暂时说服不了我。但是，作为一个海南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一个倡导再造故乡的返乡大学生，我盯着这个结论，久久不能平静，我的内心仿佛在发生地震。
如果，我说的是如果，这个结论是真的话，作为一名海南新农人，我会代表我自己，向大家谢罪。
“绿色和平”把中毒事件的根源归结为，监管不到位。抱歉，我不是省长。我没有办法来直面回应这个问题。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以一个返乡大学生回到海南岛一个小火山村所见所闻所实践，做一个个案观察回应。从2009年返乡带领乡民们创建博学生态村后，我不停地从上海飞回海口，回到我们村子里，希望引领乡民们一起来转型，从一个传统农村转型向自然农法、生态保护和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美丽乡村。尤其是转型自然农法这件事，我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呢？
在我回乡的这几年，我们这个小火山村，大量依赖农药、除草剂和化肥。农药使用最泛滥的是蔬菜，苦瓜、豆角、豇豆等一些蔬菜品种是打药最严重的。还有除草剂，因为可以省力，村民们非常爱用，家家户户都使用。我忧心忡忡，当我对村民们讲我的反对意见时，大多数人根本不理睬我，少数人还叫我不要多管闲事，并传闲话给我家人。于是，我弟弟叮嘱我，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要随便发表意见。正是在这种尴尬和微妙的环境下，我读到了日本守护大地创始人藤田和芳的书《一根萝卜的革命——用有机农业改变世界》，其中有一个理念启蒙了我。藤田和芳提出，只要一个农民从承诺转型那一刻开始，大家就要一起来支持和鼓励他，用购买他的转型产品来实际支持他，因为有机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到，过程的陪伴比结果的审视和批判更重要。
我一下子开悟了。
我们在号召农民转型的时候，同时需要一场消费者意识觉醒作为基础配套，否则“无除草剂、无农药、无化肥”这个梦想只能是空中楼阁。起初，我发动荔枝农转型自然农法，连我爸爸都连连摇头，村里荔枝种植大户陈良荫更是大大地摇头。后来我们用比市场平均价高5元钱的价格来收购，终于有几户荔枝农半信半疑的合作起来，我们还把经销商，把消费者请到荔枝园，让他们面对面对话。荔枝农陈天理问北京来的经销商，转型自然农法，消费者真的接受吗？得到肯定答复的那一刻，陈天理笑得很灿烂。
从2012年的4户荔枝农，到2015年的15户荔枝农，我们一边说服消费者用比一般市场价格要贵的价格来支持荔枝农，一边鼓励越来越多的荔枝农加入转型自然农法的行列，对荔枝农进行严格的生产监督，除草剂不用，化肥不用，低度低毒使用农药（上市前做农残检测，不合格不采购），迈出了艰难且可贵的第一步。2014年，有一户荔枝农使用了化肥，我们坚决向他说不。今年3月底和荔枝农开会时，我再次强调了农药使用的严格要求，如果发现不达标，坚决不采购。恰好这时，福建来的采购商是做荔枝出口日本的，他们带来了日本农药使用标准，我赶紧推荐给荔枝农比照和沿用。目前，我们只要做到出口日本的标准，转型自然农法的第一步就成功了。
大家要求政府加强监管，要求行业协会起监督作用，理论上都没有错。但是，怎样才能更快起到效果呢？我把希望寄托在消费者身上。如果那些有毒的农产品，只要被曝光，消费者都会狠狠地教育它，不再消费它。关键一点是，那些有良心有勇气坚守或转型生态农业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农产品，怎样得到消费者的呼应和支持，进而出现良币盛行的社会呢？我认为，这需要一批品牌农业的崛起，需要溯源透明农业的崛起，才能塑造信任，让消费者与生产者成为朋友，当然消费者还要扮演诤友的角色。
李克强总理提出一个“互联网+”的概念，我希望提出一个“返乡大学生+”的概念。我认为，返乡大学生回乡组建农产品品牌行销团队，叫卖家乡农产品这件事，非常值得政府和全社会鼓励和支持，包括贴息贷款支持，包括税收减免支持，包括QS生产许可证支持等等。你要知道，这些返乡大学生知道都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而且他们有生态意识，他们回到熟人社会，他们的引领和监督，比政府更有成效，比行业协会更接地气。
我同意“绿色和平”提出的“农产品可追溯体系”这个思路，但不同意把板子全打在政府身上。
抱歉，我不是省长。但是，这一点我愿意替政府辩护。构建“农产品可追溯体系”，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生产者等多方力量的合作，而且主要依赖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监督。政府的角色更多是守门员，“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裁判应该是行业协会，运动员则是生产者或生产企业。就像我创立“火山村荔枝”品牌，我们卖的荔枝，消费者不仅知道是我在卖，我们还把所有参与荔枝农的头像贴出来，生产故事分享出来。我们自己就可以把溯源透明这件事做好了，并不需要依赖政府，也不需要依赖行业协会。
抱歉，我不是省长。
以上，我说的这些，不代表海南，仅代表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