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本化对小农的挑战 在今天的中国乃至全世界，支持小农还是大农是一个严肃的立场问题。
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农业成为新的投资热土，跨国公司在全球农业领域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寡头垄断的格局。以孟山都为首的三家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50%以上的种子市场，以先正达为首的六家生产农药的公司控制着全球76%的市场，十家大公司控制着41%的化肥市场。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业界简称ABCD)四大国际粮商控制了全球80%以上的农产品贸易。我们看到，跨国农业公司通过垄断生产资料和产品销售，控制了整个农业产业链，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全世界的小农都丧失了独立性，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体制，为农业资本家打工，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在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拉美、印度等国家，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昂贵，农产品的价格却被压得很低，很多小农负债累累，纷纷破产，农民自杀率非常高。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世界农产品产出量增幅远大于人口增幅，但穷人和穷国遭遇饥饿的状况却更加严重了。新自由主义的农业政策在为资本家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为穷人生产着饥饿。以孟山都为代表的跨国农业企业剥削小农，制造社会不公，正在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抵制。2013年5月25日，全球52个国家436座城市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举行反对孟山都游行。世界范围内反抗跨国农业资本的力量已经开始汇聚成为一场全球性的社会与政治运动。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三农问题浮出水面且愈演愈烈，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始终未能收到很好效果，城乡差距悬殊等旧问题没有解决，土地抛荒、农产品安全等新问题又浮现出来。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包产到户改革释放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小农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下一步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要素市场化，建立以利润为导向的高度资本化、集约化的大农业。当全世界人民都在抵制大型农业公司、维护小农利益的时候，中国三农研究的主流论述是为大农代言，主张公共政策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为城市工商业资本下乡创造条件。政府官方文件中也反复提及“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现实中，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园，不遗余力地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农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
扶持小农的观点 主流学界积极支持大农业，以贺雪峰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却坚定地支持小农经济，为小农仗义执言，呼吁社会政策服务小农而非资本化的大农。除了对小农户道义上的同情之外，还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维护城乡社会稳定的需要。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远远不能充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给进城农民提供体面的工作和生活，“中国21亿亩耕地和大约2.5亿亩宅基地首先是农民的福利和保障”。通过政策保护小农利益、保留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避免农民的无产化，让进城农民可进可退，小农经济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可以避免城市贫民窟的形成，也能确保经济危机情况下不会产生大规模社会动荡。
二是维持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需要。贺雪峰教授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合理性”这一命题。在他看来，农民工体制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而小农经济是中国农民工体制的基础。高达2.6亿的农民工，通过代际分工的方式，处在半工半农的状态，外出务工和在家务农的收入同时支撑了农民家庭的再生产。小农经济使得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工资可以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从而保证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
三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无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认为小农经济必定被资本主义大农业消灭，因为后者代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但是，贺雪峰教授等学者却认为，农业生产具有特殊性，生产过程难以标准化，劳动过程监督困难，这些因素决定了农业最适合家庭经营。小农家庭在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充分利用了稀缺的土地资源，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几乎所有规模经营的粮食产量都大幅度低于小农经营。”
服务小农不能回避小农经济的落后性 农业资本化导致农民无产化，已经有了许多前车之鉴。新自由主义的农业政策，放任资本下乡，将给中国农业和农民带来灾难性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扶持小农，抵制剥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但是，小农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不能对小农经济过分浪漫化。
包产到户改革以来，农村经历了去集体化的过程，除了少数保留下来的集体经济村庄，大部分农村都已经分田到户了，在生产方式上重新退回到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减少了监督成本，使劳动者具有很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农民在小块土地上不辞辛苦地精耕细作，实现了单位面积产出的最大化。但是，小农经济恰恰是反对分工协作和社会化生产的。“小土地私有制实质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排斥资本的社会集中，排斥大规模的畜牧业，排斥科学的日益广泛采用……生产资料无止境地零散化，生产者本身分散化。”马克思150多年前关于西欧小农的分析，完全可以用在今天的中国。由于没有集体的力量来大规模改造农业生产条件，以及人为造成的土地细碎化排斥机械的应用，今天中国很多地方仍然采用着延续了千百年的古老耕作技术，劳动强度很大，基本上靠天吃饭。
也有人主张，在粮食作物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方面，集约经营的规模效应比较明显，但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更需要精细管理，农民家庭经营更具有优势，并且随着我国国民饮食结构的变化，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小农前途光明。如果仅仅考虑产量，可能确实如此，但相对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对市场的依存度更高，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农产品具有需求的价格弹性小、生产周期长等特点，市场供应不可控，农产品的特殊性意味着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实现供求相对平衡只是偶然现象，不平衡才是常态。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小农的每一个生产决策都是在赌博。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导致农民总是一窝蜂地一哄而上，遭遇惨败之后又一哄而下。在与市场的博弈中，农民吃尽苦头。这些年蔬菜水果滞销的新闻年年有，菜农果农自杀的现象也屡有发生。有人说农民不理性，不懂市场规律，但实际上不是农民不理性，而是市场太疯狂。
今天的小农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独立自主、自己自足的小生产者，农业高度市场化、资本化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过程也已经高度社会化。在农业产业链的社会分工中，种子、化肥、农药、技术服务、机械作业、加工、运输、销售等等，完全由其他市场主体控制，个体农户在产业链分工中只能从事种植和养殖环节。今天的小农既不能掌握生产资料，也不能掌握市场，两头在外的小农生产模式使小农完全失去了自主性，为上下游的农业资本打工，与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的小农虽然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却深深陷入市场的漩涡。
农业资本化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只有极少数农民有可能成为大农，绝大多数小农或者沦为农业雇佣工人，或者抛弃土地进城谋生。与贺雪峰教授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中国高达2.6亿的农民工不是小农经济的成功，恰恰是小农经济的破产。小农经济已经无法承担农民家庭的再生产，逼着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寻找生存机会。这支规模庞大的劳动后备军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也决定了城市劳工的悲惨状况。我们尤其不能把当前农民工的“半工半农”浪漫地等同于传统的男耕女织，把农民工制度合理化。
在生活资料高度商品化的情况下，农民的那一小块土地真的能够成为他们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吗?经历了消费主义洗礼的农民(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还能满足于从小块土地上得到温饱的生活吗?进城失败返乡的农民真的能在小块土地上找到出路吗?对小农经济我们不能心存幻想。包产到户三十多年来，小农经济已经走到尽头，所谓的“中农”也只是分化过程中阶段性的现象，农民的无产化才是当前主导性的趋势。就全国平均而言，农民家庭来自农业的收入已经远低于务工收入，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也越来越低，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不愿意再继续种地，老年人总要退出历史舞台，小农经济失去了持续下去的基础。
合作化才是小农唯一出路 新自由主义的农业政策试图通过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造小农经济，最终的受益主体只是少数的大资本，拉美、印度、菲律宾的贫民窟就是这一改革方案的后果。贺雪峰教授等人期望通过国家政策维持小农经济，维护城乡二元体制，既不可取，实际上也很难走得通。特别是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严重过剩的金融和产业资本把农业作为新的投资领域，政府也积极扶持大资本，摆在小农面前的选择实在不多了。面对强大的资本和权力，小农要想保持自主性，掌握自己的命运，重新合作化才是唯一出路。
合作化可以在确保农民经营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应用现代机械和先进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发展生态农业，使农民真正成为农业发展的受益者。
合作化的小农才有能力与农业企业进行谈判，掌握生产资料，开展订单农业，按计划安排生产，直接对接销售市场，减少中间环节，克服市场波动的影响。
合作化的小农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农产品加工、旅游业等二三产业，活跃社区经济，就地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新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农业集体化，又经历了30多年的小农经济，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很深刻。实践证明，合作化是符合小农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唯一出路。在广大农村普遍凋敝的情况下，河北周家庄、广东涯口村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红旗不倒，其价值越发被公众认识。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农民合作社的成功经验，让我们看到重新合作化的现实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拉美等国家小农团结的经验，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总之，重新合作化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