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东阳
我国是一个有着10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粮食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中的头等大事。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连续十一年增产,综合生产能力迈上6亿吨新台阶,为维护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大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近年来,在消费带动和国内外粮价倒挂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粮食增产、库存增加、进口同时增多的新情况,同时又面临着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等新挑战,粮食生产发展空间受到多重挤压。未来我国粮食生产是否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直接关系到国家现代化能否稳步进行。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作为首要前提,坚守耕地红线,做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稳定提升粮食产能,确保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夯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础,并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这需要从我国粮食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从粮食需求看,按其用途可分为口粮用粮、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及种子用粮;按其品种属性可分为谷物、豆类和薯类。据中国农科院食物政策创新团队分析测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500公斤粮食消费必不可少。
首先,人口总量及其营养需求是粮食消费的基础,经济增长、收入提高促使人们改善生活,减少口粮、增加动物性食物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今后按千分之五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预测202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增至14.09亿人。若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1万美元,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1》提出的热量、蛋白质等营养素摄入推荐量,参考该发展时段日本、我国台湾等地的食物结构,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均肉、奶、水产品、蛋类消费量将分别增至75.5公斤、40公斤、44公斤、21公斤,折合人均饲料粮298公斤。依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13年我国人均口粮消费为148.7公斤,按照能量替补属性,人均新增的动物食品消费还可节省8.7公斤的口粮消费,届时我国人均口粮消费量将降至140公斤,人均口粮与饲料粮两项合计为438公斤,人均饲料用粮是人均口粮的2.1倍。
其次,粮食间接消费还应考虑工业用粮。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用粮稳定在1亿吨左右。经济增长新常态下,若我国工业用粮保持在当前水平,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均工业用粮为70公斤左右。
第三,因进口粮食不需要考虑种子用粮,将上述人均口粮、饲料粮与工业用粮预测值加总,估算出到2020年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为508公斤,粮食总需求量为7.16亿吨。若未来我国粮食进口1亿吨(含大豆),国内粮食产能则需达到6.16亿吨,这时纳入国内粮食生产所需的种子用粮,按其占国内粮食总产比重近10年来的平均4.6%计,由此推算出到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能需达到6.41亿吨(人均粮食产量454.9公斤)。
与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6.07亿吨(人均粮食产量443.8公斤)相比,未来6年我国粮食总产年均增长需达到567万吨,与过去10年年均增长1368万吨相比较,今后粮食生产增速将有所放缓。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6年,中国农科院曾就我国粮食生产目标进行过深入研究,提出了“人均400公斤粮食必不可少”这一重要判断,并认为一个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在300公斤以下时基本上不能提供饲料粮”;而且,从世界情况看,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要求进一步增加食物消费和提高营养水平,“食物消费结构要得到根本的改善,人均粮食占有量必须达到700公斤以上,食物消费结构要有较大的改善,人均粮食占有量至少要达到500公斤”。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营养不足、温饱有余、食物消费较大改善的主要标志,就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达到300公斤、400公斤及500公斤的门槛。实际上,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正在抵近500公斤这一门槛。据统计,2014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已达到443.8公斤,人均粮食消费量超过470公斤。此外,若考虑净进境到我国旅游及商务活动超过6000万人次、城乡居民饲养的1亿多只宠物的粮食消费,实际上我国粮食总消费需求量还要高于上述推算量。
从粮食供给看,我国粮食连续多年保持增产态势实属不易。
首先,我国迄今所取得的粮食“十一连增”,其中的实质性增长仅为6年。自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跌入谷底(43070万吨)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粮食产量才出现连续增长的好势头,直到2008年全国粮食总产(52871万吨)才超过1998年产量水平(51230万吨),到目前稳定在6亿吨以上的水平。客观分析,粮食“十一连增”中的前5年,属于粮食生产的恢复性增产;后6年,属于由政策、科技和投入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所带来的实质性增长。
其次,我国粮食总产增加是通过单产提高、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来实现的。据统计,2014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达11272.3万公顷,比2003年净增加1331.3万公顷,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由2003年的65.2%提升至2014年的68.1%,油料作物、棉花播种面积相应减少,其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净减少1.3%、0.8%。在粮食总产递增的增量中,播种面积扩大的贡献份额为32.7%,单产贡献份额为67.3%。
其三,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及市场粮价变化,我国粮食进口同步增加。按我国传统粮食定义和口径,2014年粮食进口总量达1亿吨,其中大豆进口7140万吨,谷物进口1952万吨;若将541万吨玉米酒糟作为玉米制品纳入粮食范畴,粮食进口量则高达1.06亿吨。这表明,即便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但粮食“紧平衡”的供求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这与我国居民肉蛋奶消费快速增加、饲料用粮大幅增长有直接关系。据统计,2003年至2014年我国肉类产量由6443.3万吨增长到8706.7万吨,年均增长2.8%,饲料用粮已经取代口粮用粮成为粮食的第一大需求。
此外,伴随着粮食增产和进口,近年来我国粮食储备规模不断扩大。据报道,2014年我国各类粮食企业的粮食收购量首次突破7000亿斤,总量达7298亿斤,比上年增加409亿斤,其中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粮食2478亿斤,比上年增加814亿斤。目前,我国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8%左右的粮食安全线水平。近年来,我国粮食商品化程度快速提升,市场供应充足,物流加快,网购便捷,城乡家庭储粮大幅减少,随吃随买。并且,为增加种粮收入国家托市收购,一方面使粮食生产和库存分布向核心产区集中,主产区收储压力大增,政策性粮食库存扩容加重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使国内粮价居高不下,地方储备、社会企业和城乡住户减少的储粮也相继转到中央储备。维持如此大规模的国储粮供应,已成为我国保障城乡居民粮食日常消费的新态势。
综上所述,从长远看,在粮食供给问题上,我国只能也必须长期坚持主要依靠国内生产为主、适当进行国际市场调剂为辅的指导方针。在保持粮食适度进口的同时,到2020年国内人均粮食消费量维持在500公斤以上,粮食总产需增至6.41亿吨以上,粮食自给率在90%以上,才能满足需求,并且还要维持巨大的国储粮规模。这就是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应有之义。
值得警醒的是,我国粮食连年增产同时也累积了要素过量投入、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社会上放松粮食生产的议论及做法也多了起来。如有人认为,当前国际农产品供需相对宽松,应减少国内粮食生产,鼓励粮食等农产品大量进口,这种认识片面有害。实际上,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食物分类中,谷物仅是稻谷、小麦、玉米及高粱等杂粮,这些都是人们的基本食物来源,而大豆是油料作物,并不作为食粮。我国大量进口大豆,未引起缺粮国紧张,其主要原因在此。目前全球还有8亿多饥饿人口缺乏食物,谷物及玉米国际贸易量各为2.7亿吨、1亿吨左右,仅为我国谷物、玉米总产的49%、47%,国际市场可供我国的粮食贸易增量有限,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食物需求,粮食进口量的些微变化就可能引发国际粮价波动。今后我国农村仍有数亿人口,发展粮食生产依然是解决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
从种植结构调整上看,近年来我国南方稻作双季改单季、水稻面积不断减少,华北因为地下水漏斗治理,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一些地方兴起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为扩大经营规模流转承包地,致使生产成本上涨而减少种粮面积甚至放弃种粮。种植面积是确保粮食产出的基础,产能建设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核心。在市场导向下,农业转方式的政策指向如果不是以稳定粮食面积为前提、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为要求,我国粮食产出势必出现萎缩,改革开放后我国历经两次农业丰收后因调减粮食而引致的供求失衡,已有前车之鉴。在种植面积不稳、投入下降、国际低粮价冲击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必须直面未来粮食生产发展的新挑战新问题,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一要稳定提升粮食产能,切实加强耕地保护。未来我国粮食总产增加,必须切实保住粮食耕地、粮食播种面积,培肥地力,改良技术,提升单产。据测算,从2003年至2014年,我国粮食单产每亩从288.8公斤提升至359公斤,年亩均增加6.4公斤。若今后6年单产增速保持不变,到2020年粮食单产应达到397.4公斤,方可实现粮食总产6.41亿吨的目标,但仍需维持粮食播种面积10753.2万公顷(16.13亿亩),考虑到粮食复种因素,粮食耕地则必须保持在12亿亩以上。这就要求守住耕地红线和粮食播种面积16亿亩以上的底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有地种粮。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下,耕地占用及流转加快,实现耕地占补平衡,还必须做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尽快研究制定耕地质量等级国家标准,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
二要增强粮食产出能力,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什么是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就是土壤性能好,能灌能排,农业机械进得去、出得来,其地块规模、建设要求能够适应机械化专业化作业。综合研究表明,到2020年我国高标准农田应建成8亿亩,包括高产田、中产田两大类型,其产出目标应分别达到亩产量500公斤、450公斤左右,在干旱、半干旱、湿润地区还应下设不同产出档次及其投资标准和建设要求;在地块规模上,南方最小地块不低于10亩、北方不低于30亩。农田灌溉保证率在90%以上。工作推动上应以地方农业部门为主导,整合相关资金投入,集中力量开展土地平整、农田水利、土壤改良、机耕道路及配套农网林网建设。通过中低产田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产出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可以说,高标准农田是我国农业农村最宝贵最大的一笔优良资产,是确保国人衣食无忧的根基所在。
三要强化粮食生产供给,扎实推进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粮食生产基地是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最强、产出最为集中的区域,这些地方不仅能够满足区域内粮食自给,每年还能调出大量商品粮外销,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据测算,2013年全国粮食主产区占全国粮食总产的比重由71%提高到76%,主产区的粮食增产份额占到了全国粮食总增产的88.7%。为此,要进一步发挥粮食主产区比较优势,结合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优先在东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等水稻、小麦主产区,建成一批优质高效的粮食生产基地,将口粮生产能力落实到田块地头,实行优质优价。通过粮食高产创建活动,推广绿色增产模式,实现大面积均衡增产。引导农民创新创业,分享粮食全产业链发展中的储运、加工及营销增值收益。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国家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项目投入要向主产区倾斜,使农民种粮不吃亏;通过财政转移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奖补力度,保证其人均财力水平逐步达到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使地方抓粮有动力。